中国文化外译实践与研究的现状、挑战与发展趋势

——陶友兰教授访谈录

注：本文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23年第2期

按语：自2022年9月以来，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主任任文教授应邀为《山东外语教学》“高端访谈”栏目组稿，共有四位来自翻译与国际传播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分别接受四位青年学者采访，聚焦翻译与传播的关系、当下翻译教学与对外传播的现状与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话题。

本文为此系列的第四篇访谈，点击查看前三篇访谈（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

作者简介

采访者：赵田园，博士，博士后，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教育、翻译与国际传播。电子邮箱：zhao910823@126.com。

受访者：陶友兰，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教育研究、典籍英译及其接受研究。电子邮箱：taoyoulan@fudan.edu.cn。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外译战略背景下高端翻译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BYY102）的部分成果。

文章引用

陶友兰,赵田园.中国文化外译实践与研究的现状、挑战与发展趋势——陶友兰教授访谈录[J].山东外语教学, 2023, (2):1-6.

摘要：陶友兰教授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翻译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入选中宣部2019年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际传播界）。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及中宣部、教育部课题多项，围绕中国典籍英译作品海外传播、译者能力培养等主题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本次访谈中，她主要基于自身经历，对文化外译实践和研究的现状及挑战进行了总结反思，提出了探索性建议设想，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文化外译实践；文化外译研究；翻译与国际传播

Abstract:Professor Tao Youlan is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doctoral supervisor, post-doctoral mentor, and member of the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ducation. She was listed as a national Cultural Master and one of the "Four Batches of Tal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ield)" by the Ministry of Publicity in 2019. In recent years, she has presided over several 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s and published papers on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developing students' translator competence in some leading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 this interview, she summarizes the status quo and challenges of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Sino-foreign cultural translation based on her own experience, puts forward some tentative suggestions, and looks in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practice of Sino-foreign cultural translation; research of Sino-foreign cultural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ranslation

赵田园（以下简称赵）：陶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访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讨论文化外译的实践和研究。首先，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目前正在承担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在申请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情况？

陶友兰教授（以下简称陶）：这个项目是2020年申请成功的。可能有人觉得这个项目对研究能力要求不高，只需要翻译。但是真正填写申报书并着手做项目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项目不仅要求负责人具备较高的翻译能力，还需要具备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调研能力等。比如在申报环节，需要思考和论证所选的作品是否具有国际传播价值，是否符合外国读者的期待视域和喜好。其次，由于我不是所选作品的研究专家，需要认真学习原作相关知识，邀请相关主题专家进入翻译团队。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召开了数次研讨会，保证对原文理解正确。另外还要论证和思考通过何种方式推荐译作，比如参加国际书展、请合作的母语译者在当地课堂和学术研讨会推荐等。结项后，需要提交译作的传播效果支撑材料。我认为这个项目是一个身体力行推广中国文化的行为。虽然通过发论文、开会来讨论文化外译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很有必要，但是行动有时候比思考更重要。

赵：谢谢您！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相信一定会感染更多学者投入到文化外译和国际传播事业中。您刚才提到在文化外译实践中，需要和母语译者合作，目前该形式已经成为译界认可的最理想的翻译模式。但目前研究更多关注中外译者在外译过程中的译文磋商，根据您的项目经验，您认为外国译者在中译外合作中还能在哪些其他环节发挥作用？

陶：母语译者不仅仅在译文上进行语言润色，这是确保翻译质量非常重要的合作内容。但是我还更鼓励海外合作译者在当地尽可能通过课堂、讲座等方式推荐译作，让译作在海外直接落地，而不用特意组织国际会议、参加国际书展到目标国推介作品。如果母语译者在目标国比较有影响力，更能吸引和说服当地读者，传播译著的效果就更好了，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

赵：您说得有道理，通过外国译者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传播。除了文化外译实践，您也致力于文化外译作品国际传播的相关研究。请问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收获？

陶：我对中译外作品的国际传播研究始于2018-2019年的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去美国研究《论语》的英译在学术界的传播效果。我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参加国际会议和做讲座等形式，和美国学者、译者进行了较多沟通和交流，提交了结项报告，并撰写了两篇英文论文、发表了两篇译者访谈。回国以后，我想继续带学生研究这个课题，就申请了“四个一批”项目，经过学院、学校、上海市、教育部和中宣部等部门层层审核，获得批准。依托项目要求，我们开始意识到不能仅仅埋头做翻译，还需要具有国际传播意识，要更好了解国家的国际传播战略，为创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和对外传播献计献策。

依托“四个一批”的国际传播思路和提供自主选择子课题机会，我和同事组建了一个“跨语际翻译与国际传播”团队，主动和传播学专业的教授交流，进行跨学科学习和研究。最近两年，基于我自己的调研和思考，形成了一点心得体会，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同时我也依托项目成立了一个“翻译与国际传播研究学生助研团”，培养学生的国际传播意识、技巧和研究能力。指导这个团队每日读《论语》等典籍、每月汇报个人研究成果，在他们心中植入中华文化的因子，调动他们未来从事文化外译和国际传播研究的热情。

赵：谢谢您的经历分享。根据您的研究感受，请问文化外译作品在海外的整体传播效果如何？哪些类型的文化作品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更受海外读者欢迎？

陶：根据不完全了解和国外访学感受，我国很多文化外译作品的主要读者是国外大学的东亚系师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国外学者。就普通大众而言，近年来武侠类小说、悬疑魔幻类小说更受欢迎，有些仙侠类小说还受到了国外大众的热捧。这些网络文学外译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助益较大。

赵：是的，我也注意到目前一些武侠和玄幻类小说确实在海外有很多忠实的粉丝，比如成立于2014年的玄幻网络小说翻译网站wuxiaworld，受到外国读者追捧。您认为出现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对于我国未来的中译外产品国际传播有哪些启示？

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吧。一是主题的共情性。虽然武侠小说等看起来打打闹闹，但是娱乐性较强，且其中模式化的正义战胜邪恶、英雄救美等主题和国外受众生活非常贴近，易于克服文化认知差，吸引外国大众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

二是译文表达清楚易懂。比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类作品，完全是以网络小说的语言风格和对话交流的形式开展翻译，更容易被外国大众读懂。

三是得益于作家作品在海外的宣传包装和意见领袖的推荐。以毕飞宇小说的外译推介为例，在西班牙的公交车上，每隔三分钟就会播放一遍毕飞宇小说的广告，那么乘客们就会好奇，这个中国作家是谁，他的小说怎么样，由此产生购买和阅读的欲望。再比如，由于徐志摩和金庸与英国剑桥的故事，中国文化得以在剑桥大幅度传播。一走进剑桥的书店，一眼就看到两位中国作家的作品赫然摆在进门的书架上。这种意见领袖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推介效果，很难用学生们为了完成作业而到图书馆借阅图书产生的借阅量来衡量，但却明显而持久。

四是网络平台的便利，推动了译作的国际传播速度。Wuxiaworld确实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平台上，所有注册用户都可以推荐、评论甚至续译武侠小说。译者可以根据读者的反馈调整翻译策略。因此，对于未来的译作国际传播，我建议适度开放更多的网络平台，进一步拓宽传播的渠道和方式，例如“纸托邦”（Paper Republic；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https://paper-republic.org）就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华语文学英译的开放平台。他们采集、编辑并在线出版短篇小说和散文，创建大型数据库，提供查阅华语作者、译者的资料及书目；发现华语新作品并向英文读者推荐；为出版方提供信息，鼓励他们翻译出版更多华语书籍。

赵：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但是目前学界也不乏有一些声音质疑某些作品（例如《大中华文库》）的海外传播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您怎么看待这种质疑？

陶：我觉得需要辩证地看待。文化外译要想取得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一般需要“三步走”。第一步是高质量的译文，第二步是宣传推介，第三步是传播效果调研和反思改进。我认为《大中华文库》等作品的传播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并非完全是因为翻译没做好，也并非因为这100多部书籍没有传播价值，而是后续跟进工作可能有所不足，比如缺少一个开放的平台，进一步推介这些书籍、在线调查读者反馈等。无论其目前的传播效果如何，这已经译出的100多部著作至少可以在国际上代表我国传统文化，为后期推介奠定基础。翻译了总比没有翻译好，我相信《大中华文库》在5年、10年后会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实践中得到应有的关注。目前《大中华文库》的海外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这也是个事实。建议期刊编辑在组稿过程中，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对待这一问题，比如组稿系列文章探讨《大中华文库》系列译著的价值、传播效果欠佳的原因以及未来的改进方案，客观全面地研究《大中华文库》的翻译价值并将其彰显，探讨解决译作国际传播中的问题，为其他中国译作的国际传播提供参考和信心。我认为近年来，国家层面已经开始注意到从传播的视角推动译作国际传播了，比如我目前承担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相信未来《大中华文库》系列译著一定能够在新的国际传播思路引领下，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赵：您对于《大中华文库》等作品重要价值的客观分析以及后续推进建议很有启发性。刚才您提到文化外译实践成功的第一步是需要高质量的译文。国际翻译界的通行规则一般是母语原则，但是在中国，由于译出工作量大、母语译者严重匮乏等原因，大部分中译外工作由本国译者完成。您认为本国译者在文化外译实践中主要需要应对哪些挑战？

陶：从母语译入外语确实很难，就汉译英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两种思维模式不一样，存在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非母语译者很难真正把握目标语的地道表达，翻译出来的译文可能目标语读者看不懂，达不到国际传播的目的。因此，本国译者在中译外实践中，要学会换位思考，加强语境意识和变通意识，不要一字一句地生硬翻译，尽可能根据具体语境进行灵活变通，尽量符合“目标国语言规范和审美意识”。例如翻译文化俗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时，可以借用英语中现有的表述，译为“If the cap fits, wear it”，让英语读者一看就明白。如果译文不符合目标国受众的表达和审美习惯，那么即使再美好的中国故事，也难以被外国受众真正理解和欣赏。

赵：很赞同您说的，文化外译翻译实践中，怎么译得地道是对非母语译者的一大挑战。但影响文化外译产品成功传播的因素比较多，除了怎么译以外，在其他环节还存在什么挑战？

陶：其他环节的挑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去翻译，翻译后的作品如何去传播以及国家整体的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等。现在翻译成外文的内容很多，所以在翻译素材选择上，我认为相关部门目前还没有充分对值得对外传播的文化内容和领域进行整体梳理，也缺乏征求海外学者意见和海外专业读者需求调查环节，导致文化作品外译内容选择目标性不强，影响了文化外译作品的国际影响力和接受度。此外，在进行文化外译产品国际传播研究过程中，我认为主要困难是和专业翻译机构及国家宣传相关的项目对接渠道很少，也缺乏专项资金支持文化外译与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人才的培养。

赵：针对以上挑战，您之前提及的译者个人努力和中外团队合作固然很重要，但也需要其他资源的支撑。请问您觉得未来顶层设计层面还可以出台哪些新措施以推动文化外译作品国际传播创新发展？

陶：你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近年来国家是很重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比如中宣部的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未来，我觉得还可以在以下四个路径进行创新拓展：

第一，继续加大文化外译作品国际传播课题立项数量及地域倾向。目前，每年涉及文化外译作品国际传播的立项数量非常少，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针对内陆或边远地区的立项及支持力度较小。可以考虑派遣翻译界和传播界专家短期扎根边境和民族地区，挖掘当地适合国际传播的优秀文化并将其制作成产品，助力地区特色文化的翻译和国际传播。第二，建立文化外译产品国际传播政产学研联动机制。当前文化外译作品国际传播工作主要由译者单独完成，而译者的个人能力和资源有限，如果能够把译者和新闻界、电视台以及宣传主管部门相结合，共同推出多模态文化外译产品，如地方文化推介纪录片等，更有利于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第三，加强文化外译作品国际传播规划、资源库和人才库建设，对要翻译的作品进行主题规划、领域规划，尤其是要加大力度培养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目前我国的文化外译实践主要由50后、60后的专家们完成，研究主要由70后、80后的研究者完成，而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具备技术优势，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赋能中国文化的翻译与国际传播实践及研究，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国家翻译人才队伍”。第四，提升海外访学教师的中国文化传播使命感。相关部门可以鼓励具有语言优势的访问学者充分利用海外学习机会，通过深入课堂等方式积极推荐中国文化，并实地调研中国文化、中国声音的海外传播现状，为文化外译产品国际传播发展提供智力和数据支持，使得国家资助的海外访学能够产生实际效果，切实把中国声音、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带到海外。

赵：谢谢您的建议。通常来说，科学研究能够为实践提供支撑动力，促进实践能力可持续提升。针对当前较受关注的文化外译与国际传播研究，您有何建议呢？

陶：我主要想谈四点建议。第一，要提高翻译研究者的跨学科研究素养。众所周知，学科间存在壁垒，隔行如隔山。我们做翻译的时候，可能只要了解相关学科一些术语即可，但是做研究就必须深入到相应学科中。目前正鼓励团队成员在研读张国良教授编写的《传播学原理》一书，并进行讨论和汇报，然后请传播学教授来做讲座和交流。第二，要增强研究者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例如，不能仅用OCLC图书馆藏量和一般读者的反馈就来随意判断译作传播效果，还需要辅以译作购买量、读者群体画像、读者深度访谈、译作中主要内容和思想的引用等。要用负责任的态度，通过多种渠道、方法和数据源，力求客观、准确地说明其传播效果。第三，在研究主题方面，要加强中外思维模式差异研究和翻译作品接受研究。中外各民族由于地理和历史文化差异，在思维方式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深入研究中外思维模式差异，了解国外受众对文化外译作品的喜好与期待，有助于提升文化外译产品国际传播的效果和精准度。第四，要加强文化外译产品国际传播利益相关方的合作研究。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外文局、上海电视台等机构都在开展翻译国际传播研究，但是尚未形成合力。个人或机构的力量及智慧都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能够通过一定的机制和形式凝聚起来，则可群策群力，共同推进文化外译产品国际传播研究和视野发展。

作为新时代国际传播背景下文化外译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我们遇上了中国崛起的好时代，赶上了传播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的好时代，我们大有可为，也任重道远。我们要始终秉持对文化外译和国际传播的使命感、责任感，正视其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用我们日益精进的外译技能、国际传播素养、研究能力、合作能力，服务我国的国际传播战略。

赵：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正如您所言，我们赶上了传播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的好时代。同时，我也认为您今天的分享建议会对今后我国文化外译产品国际传播提供有益的参考。让我们共同期许中国故事、中国文化和中国声音能够借助翻译，消除语言和时空壁垒，直达四海。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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