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视阈下翻译人才的能力要素与培养
——任文教授访谈录
注：本文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采访者：蒋莉华，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口笔译研究。电子邮箱：lhjiang@hunnu.edu.cn。
受访者：任文，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口笔译研究。电子邮箱：wenrensu@hotmail.com。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外译战略背景下高端翻译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BYY1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引用
任文,蒋莉华.国际传播视阈下翻译人才的能力要素与培养——任文教授访谈录[J].山东外语教学, 2022, (5):1-7.
摘要：任文教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北外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IUTI）副主席；第四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她主持在研或已结项的国家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省级哲学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等近20项。她主持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的英译，率先在北外高级翻译学院开设“翻译与国际传播”专硕方向。本次访谈中，她谈到国际传播视阈下翻译与传播的关系、翻译人才的能力要素和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并对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建议与展望。
关键词：国际传播视阈；翻译与传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
Abstract:Professor Ren Wen is the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FSU), Ph. D. supervisor and post-doctoral mentor, director of MTI Expert Committee of BFSU and director of BFSU Research Centre for Country-spe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pacity (RECTIC). She is also Vice President of CIUTI,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ducation. She has undertaken around 20 research projects at the national, ministeri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She is the chief translator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Understanding Xi Jinping’ s Educational Philosophyand pioneers the master degree program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t BFSU. In this interview, she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constructs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competencie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competencies.
Keyword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training model
1.国际传播视域下的翻译与传播
蒋莉华（以下简称蒋）：任老师，您的团队于2021年首次提出“国家翻译能力”的概念框架和指标体系，认为国家翻译能力由四种子能力构成，即翻译管理能力、翻译实践能力、翻译传播能力和翻译发展能力，可否请您谈一下这四种能力的内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任文教授（以下简称任）：在国家翻译能力指标体系的四种能力中，国家翻译实践能力和国家翻译传播能力是核心能力和显性能力。实践能力指提供翻译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为传播提供内容；而传播是翻译价值和翻译目标的实现途径。两者密切关联，都是国家翻译能力中的核心能力和显性能力。另外两种能力是国家翻译管理能力和国家翻译发展能力。前者是指为翻译实践、翻译传播和翻译发展提供政策规划、法律法规和各种资源等软环境支持的能力，后者是使翻译实践和翻译传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翻译管理引领翻译实践、传播与发展，翻译发展又支持翻译实践与传播，所以翻译管理能力和翻译发展能力是一种外围能力和隐性能力。这四种能力之间相互影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蒋：谢谢您简明扼要的介绍。目前学界对翻译与传播的关系存在很多不同观点，有些学者将翻译视为传播，有些学者则认为翻译和传播理当分属不同学科，还有学者认为翻译即对外传播，请问应当如何从学理角度理解翻译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任：我先谈谈翻译与传播的不同吧。首先，就传统学科的分野与建制而言，翻译与传播确实分属相对独立的两个学科。翻译学和传播学分别是外国语言文学与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其次，它们的核心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翻译学主要关注翻译过程、翻译产品、翻译行为、译人译事等，而传播学除了关注传播内容外，还开展媒介、受众、效果等方面的研究，这些并非传统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第三，二者的实践方式也存在差异。传播行为涵盖了通过符号进行信息建构与传递、接收和反馈等一系列活动；而翻译则涉及符号形式的转换、意义再生，以及内容的二次传播，传播载体、传播对象和传播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二次传播的内容也可能与原文不尽相同。
翻译也不完全等同于对外传播。翻译既包括译入和译出，也包括一国之内语言间的互译，比如官方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少数民族语言相互之间的互译。国际传播也存在由外及内和由内及外的区分。或许可以说，对外翻译（一国官方语言和非官方语言外译）产品的传播构成国际传播中对外传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中国的对外传播除了外译部分，还包括外语书写、中文国际传播等。
另一方面，翻译与传播之间又存在十分密切的关联。首先，就研究角度而言，两个学科已经开始相互渗透。随着中译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际传播逐渐成为国家国际形象塑造和话语权建构的重要手段，翻译研究也开始重视考察翻译产品的传播方式和接受效果，这就进入了传播学所关注的领域。而国际传播，特别是对外翻译传播的发展，必然会促使国际传播研究者切入翻译领域，关心翻译文本的选择、译文的接受与传播效果的考量等问题。其次，就实践过程而言，翻译与传播具有同构性，尽管二者使用的语言符号不同，但都要经过建构（或重构）传播信息、选择传播媒介、发送传播内容、获得受方反馈等过程。正如吕俊所言，“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吕俊, 1997:39），因为翻译的目的就是希望所译内容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观能够被接受，而这一目的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实现。自从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5.31”讲话之后，更多人开始关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而翻译能力特别是中译外能力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必须加强中译外能力建设。
当然，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外译与对外传播都是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两个环节，均服务于国家形象塑造、国际话语权建构，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2.国际传播视阈下翻译人才的能力要素
蒋：谢谢您对翻译与传播关系的阐释。谈到对外话语体系，我们现在一直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新的时代背景需要具有新型能力结构的高端翻译人才，请问这种新型翻译人才和传统人才在能力结构上有何区别？
任：我想先说说相同点，再谈它们的不同之处。有些能力是过去和现在都不可或缺的，首先就是双语能力。除了外语能力，汉语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也非常重要。这既包括对古汉语的掌握，也包括对当代中国国情国策和相关表达的准确理解和精准表述。其次是双文化乃至多元文化能力，包括跨文化理解力和对异域文化的共情能力。再次是翻译策略能力，包括对各种策略的掌握和合理调用。还有对百科知识和领域知识的学习、储备和运用能力。不管从事何种翻译工作，都需要丰富的知识积累、多元的知识结构，以及扎实的专业知识。信息查证能力、职业道德知识与决策能力等也都是必须具备的。
新形势下，对外翻译传播人才需要额外具备的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过硬的政治素养。译者要能够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立场，富有家国情怀，具有主动译介中国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备把握什么值得翻译传播、如何开展翻译传播的觉悟和判断力。二是合理使用技术工具的能力。要具备运用术语库、语料库等资源库进行信息查证、判断与甄别的能力；还要懂得使用各种翻译软件，具有良好的译前译后编辑能力。第三是合作能力。过去的翻译其实也有合作，但更多的是外译中时的合作，例如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等。如果以改革开放作为分界点，在此之前的翻译大体以外译中为主。现在我们强调翻译中国与翻译世界并重，因此需要更多弥补翻译逆差，将中国的时政文献、典籍作品、学术著作、影视产品等进行外译，翻译任务量大面广、时效性强，更离不开合作翻译。第四是译写能力。当前国际传播视阈下的翻译涉及不同文类、不同主题和不同传播目的，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忠实翻译，而是一种译写、译编结合的能力。新闻翻译就是一种集编译、缩译、摘译、改译等不同变译形式为一体的翻译。而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的翻译则需要译创能力。第五是符用能力，指开展符际翻译或多模态翻译时所具备的对不同符号意义进行解读、使用和转换的能力。此处的符号超出语言符号的范畴，包括了图像、声音、颜色等不同文化符号类型。第六是国际传播能力，包括融通中外的叙事能力和媒介能力。中文和英文的叙事方式不同，当我们向外译介中国时，需要根据传播目的和受众情况适当调整原文本的叙事方式，这样才能产生更好的传播影响力。同时还要考虑传播时媒介形式的采用、媒介与文本内容、叙事风格的匹配度等，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蒋：任老师，您刚才提到“合作翻译能力”，我们也了解到此次由中国译协和北外主办的第十届亚太翻译论坛的主题也是“翻译世界中的合作”，可否请您具体谈谈合作翻译模式的优势？
任：我想先说一下它的不足。合作翻译可能会造成文本风格的不一，因为每个人水平有参差、偏好有差异、术语使用也可能不统一，等等。
但合作翻译模式有很多优势。首先，它是一种高效模式，特别是在时间紧、任务重时。其次，中外合作模式可以将准确理解与地道表达相结合、将原信息发送者需要与信息接受者诉求相结合。由于时政文献中有不少富含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表述和新范畴，这些在目的语中并没有现成对应的表达，因此，中方译者可在精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初译，外方再从表达的可接受性、地道性等方面进行打磨润色。受制于目前的机制，我们能够给予外国合作者的信任和权限可能是有限的。我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应当给予高水平译者（包括中外译者）的专业判断更多信任，这对翻译质量的提升和接受效果的改善十分重要。
我觉得合作能力还应包括如何与不同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这其中既包括中方译者间的合作，也包括与母语译者和编辑的合作，与原文作者和传播活动发起者的对话，和母语审校的沟通，甚至包括同外方出版社等机构的协调等。翻译活动从发起到最后反馈的完成，本来就是不同主体间协商对话的结果，译者也是传播文本的隐性作者。
合作翻译除了人与人之间、人与机构之间的合作，还包括人机互动。不管是机助人译还是人助机译，都关涉人与技术的关系。此外，翻译与国际传播关系日益密切，我们还需关注整个传播链条乃至整个话语体系建构链条中各环节间的合作，这比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合作概念更大。
蒋：特别赞同您对合作翻译的阐释。请问我们应如何在翻译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呢？
任：我觉得可以采取不同方法。课堂教学可以采用合作式学习的教学方法，把学生分成不同的组，由学生自己沟通如何制作术语表，如何查找和分享资料，如何在翻译遇到问题时开展讨论进行决策，如何在完成翻译后进行相互审校和评议，如何了解翻译成品的受众反馈等等。另一种方式是让学生参加真正的翻译项目，在实践过程中真实体验翻译的工作流程、质量把控、效果检验等，由此得来的感受无疑会更深刻。还可以邀请一线专家分享他们在工作中进行合作翻译的经验。
3.国际传播视阈下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
蒋：听说北外紧跟国家发展需求，已经设置了“翻译+国际传播”方向的专业硕士培养方向，请问贵校基于何种理由设置此方向？能否分享一下该方向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具体举措？
任：2021年北外招收了第一批“翻译与国际传播”翻译专业硕士方向学生，这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与国际新闻传播学院联合开展的跨学科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项目。双方各招10名学生合班授课，共享培养方案，两院老师共同执教。该方向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学习翻译和国际传播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熟练掌握英汉口笔译技能、国际新闻写作、新媒体研究与实务、编译创译等技能。最终培养出的学生理当是具备较高媒介素养和国际传播能力的对外翻译传播人才，也是能服务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能译会写的复合型人才。
设置该方向的初衷是因为我们发现，培养社会所需的高端中译外人才和对外传播人才，仅靠翻译专业或传播学专业单打独斗很难做到。正如前面所说，目前这两个专业分属不同学科，各自为政，学翻译的不关心传播，学传播的不做翻译。虽然各有优势，但劣势也显而易见。翻译专业学生通常具有外语优势、跨文化优势和翻译策略优势，但他们缺乏扎实的中文功底，双语写作能力较弱，区域国别知识欠缺，而这恰恰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和能力。比如，在中英翻译中，我们往往会把不同的英语国家归属为一个相同的世界，而实际上以英语为母语或者通用语言的国家很多，每个国家的英语各有特点，并不完全相同，国情文化也有差异。与此同时，翻译专业学生也比较欠缺媒介能力和国际传播意识。比如，将一篇文稿分别编译给《中国日报》做新闻稿，给CGTN做口播稿，或者给推特做推文，除了字数不同外，学生不清楚还需注意哪些差异。又如，中文总体而言重含蓄喜重复，因为中文字都是单音节词，重复这种修辞手段可带来节奏感，增加韵律美。但英语恰恰重简洁喜直接。翻译专业学生在处理一篇富含重复手段的中文文本时，大多会遵从忠实翻译的原则，较少考虑中英文不同的叙事方式与语篇特点。
对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的优势和短板恰恰是翻译专业学生的短板和长处。若能把两个专业各自培养模式中的精华进行有效整合，或可取长补短，促进学生能力的融合式发展。这也是我们开设“翻译与国际传播”专硕方向的初衷。传统的专业分科方式存在局限，难以快速适应社会对人才能力需求的变化，未来需要更多问题导向式的专业设置方式，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蒋：请问在这个项目培养过程中有哪些特色做法？效果如何呢？
任：这个项目整合了两个学院的师资、人才培养理念和课程优势，该方向的学生，无论来自高级翻译学院还是国际新闻传播学院，都需要学习翻译和传播专业的概论和实践类课程，还有英文创意写作、英文评论写作等课程。在实践教学方面，得益于北外与中国外文局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我们与中国网的“中国三分钟”英文栏目合作，由学生在栏目组专家指导下进行选题、方案拟定和项目设计，并进行写作、编译、外采和拍摄，最后制作成三分钟的栏目，审查合格后即可在栏目排期播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实践动手能力方面会很强。
蒋：谢谢您的分享。目前您觉得在以上探索中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改进呢？
任：有些地方肯定需要改进。例如两个学院的教师是否可以合上一门课、或者合作开设翻译传播工作坊？怎么在工作坊把翻译与传播有机融合起来？下一步，我们希望能邀请到诸如新华社海外分社记者等职业人士到校授课，介绍他们在国外时进行采访、编译和译写活动的经验。还应邀请外文出版社等机构的外籍编辑，请他们从母语者角度讲授读者反馈。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思考和改进。
4.建议与展望
蒋：针对您提到的翻译学生所欠缺的能力，您认为在此新形势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应该如何变革和优化顶层设计，以培养更多可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人才？
任：首先，翻译人才、特别是多语翻译人才和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中译外人才培养要有顶层设计。2021年，中宣部、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翻译人才建设规划2021-2025》，说明国家已经意识到中译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样的顶层设计也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例如，不少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培养是一种资源消耗型专业，一般学校不愿意办或没有能力去办。顶层设计可以避免要么没人做，要么一哄而上的资源浪费。其次，社会和市场需求要在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得到及时体现。除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还要关注自下而上的需求反馈。例如冬奥会期间，北外高翻学院的学生在参加媒体报道的翻译志愿者服务时发现，翻译最多的是各种视频资料而非单纯的文字文本，而视听翻译在过去的教学中很少涉及，这应该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得到及时弥补。第三，各校可以考虑进行分类培养，体现各自的特色与优势，避免千校一面。不同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特色制定恰适的人才培养计划。少数拥有优质生源和雄厚师资的高校可考虑主攻高端中译外人才的培养，重质不重量。一些专业特色鲜明的学校可以走“专业+翻译”或“翻译+专业”之路，如法律翻译、医疗翻译等。多数学校可以走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之路。无论怎么做，人才培养不能闭门造车，需要关注国家需求、市场需要。
蒋：对于今后想从事这个行业或者以后想在这个行业上有所发展的学生或从业人员，您对他们有何建议？
任：去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里对翻译做过一个定义：翻译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了解世界，用他者的语言表征自己，与世界对话相处和共存的方式（任文, 2021）。从“重译而朝”到译通天下，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时代赋予了翻译工作，特别是中译外工作更重大、更艰巨的使命。
对学生而言，要主动提高理解当代中国话语的能力，不断锤炼中译外技能和国际传播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形成中国的世界观，并且在将来通过更多的中译外实践，更有效地传递中国声音，帮助国际社会形成世界的中国观，更好地推动中外文明文化的互鉴交流。对翻译教师而言，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边界，提高自己的跨文化能力和国际传播意识。翻译学和传播学的专业人士都要主动向对方靠近，进行融合式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对业界而言，他们也希望将来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因此，来自一线的业界人士应主动走进校园，参与到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总之，在教学、研究和实践等方面，我们都应把翻译与对外传播结合起来，把它们视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相互连接的重要环节，共同服务于国家对外话语影响力、国际形象建构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蒋：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想在各方的努力下，翻译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在今后定能取得更加长足的进步，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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