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对外翻译传播模式，服务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王晓辉访谈录
注：本文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22年第6期
按语：自2022年9月以来，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主任任文教授应邀为《山东外语教学》“高端访谈”栏目组稿，共有四位来自翻译与国际传播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分别接受四位青年学者采访，聚焦翻译与传播的关系、当下翻译教学与对外传播的现状与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话题。
本文为此系列的第二篇访谈，点击查看第一篇访谈（任文、蒋莉华：国际传播视域下翻译人才的能力要素与培养——任文教授访谈录）。
作者简介
采访者：曾佳宁，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实践与教育。电子邮箱：zengjianing@bfsu.edu.cn。
受访者：王晓辉，博士，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总编辑，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新闻传播。电子邮箱：wangxh@china.org.cn。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外译战略背景下高端翻译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BYY102）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王晓辉,曾佳宁.创新对外翻译传播模式,服务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王晓辉访谈录[J].山东外语教学, 2022, (6):1-6.
摘要：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总编辑王晓辉多年从事文学、文化、时政等多个领域的翻译、译评、新闻和传播工作，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称号。在本次访谈中，王总编辑重点论述了国际传播战略背景下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及对外翻译传播人才培养等相关话题。
关键词：翻译传播；对外话语；翻译教育；模式创新
Abstract:Wang Xiaohui, Editor-in-Chief of the China Internet Information Center, is a veteran translator, translation critic, journalist and communicator in various fields a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politics. He was recognized as Leader in Press and Publication by the SAPPRFT, and Cultural Master by the CPC Publicity Department. In this interview, he expressed views on how to build a discourse system and train student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related topics.
Keywords: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education; model innovation
曾佳宁（以下简称曾）：王老师，您好。您曾说过，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创新对外话语体系。请问您是否可以详细阐述一下对外话语体系这一概念？其建设和创新的基础是什么？
王晓辉（以下简称王）：我认为，对外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对外交流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话语表达。正如弱国无外交一样，独立的对外话语体系是奢侈品，其存在前提是：国家经济发达、军事强大、文化有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外话语体系中蕴含着国家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文化传统和语言表达等多种要素。就我国而言，政治立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价值取向方面，中国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要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福祉。文化传统包括五千年悠久文明、百年民族独立解放奋斗、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还有壮丽河山、美食珍馐、多民族文化。语言表达分两个层次，首先是沟通交流,即外语表达要清晰熟练；其次是社会文化，即语言表达要体现出对本国和对象国社会、文化、宗教、风俗等方方面面的深入了解。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首先应建立在四个自信的基础上。此外还要有自觉,即对自己的了解和认识。最后要有“自爱”，必须得是非常热爱自己的文化、祖国、人民,才能饱含着深情讲述故事。
在实践中，对外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创新贯穿思想观念的话语输出、语言转换的全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系统、立体、动态的工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传播方式、方法和手段也在变化。今天，我们需要澄清误解，需要讲清楚中国的事情，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传播中国文化、进行国际舆论斗争。对于不同的目的，我们需要换用题材、内容、语言、手法、渠道。这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用力、用情去做好每一个环节。
曾：您提到的话语输出、语言转换都与翻译工作密切相关，这令我想到翻译传播这一国际传播战略背景下的翻译实践研究新热点。目前学界对翻译传播这一概念有不同认识，如翻译即传播、翻译的传播等。基于您在翻译、传播行业丰富的跨界实践经历，您对这一概念作何理解？在建设对外话语体系的工程中，翻译传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王：我多年的工作实际上从未离开翻译传播这个行当。在我看来，翻译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传播。通过传播，吸收别人长处，讲出自己故事，这是翻译的重要使命。以前，我们对翻译的传播功能认识不足，不够重视。大家认为翻译是专业译员的事情，传播是记者的事情，行当不同，工作性质也不同。但实际上，翻译和传播结合得非常紧密。
翻译传播这一概念把翻译和对外国际传播结合在一起，在实践中这个工作就是我们中国话语表达的最后一公里，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现在要建立对外话语体系，翻译是重要的载体、工具、桥梁。强大的翻译能力和翻译人才队伍是我们建立独立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
曾：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工作中，我们了解到有许多节目没有中文文案作为原文，而是由创作者直接用英文写文案，甚至直接口头输出英文，这类工作您认为也属于翻译传播吗？
王：我觉得也算是翻译传播，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必然需要翻译转换。口头输出节目也需要事先准备、做好文案，便于主持人在录制时管理表情、声音，确保成片内容不重复且连贯。通常我们会先做中文文案，再翻译成英文。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直接用英文写文案，但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哪怕是脑子里过一遍，我一定是用汉语想的，然后再转换出来，有个翻译的过程。
曾：基于您的工作经验和体会，您认为对外翻译传播实践应遵守哪些基本原则？
王：首先，要找准资源。并非每个中国故事都适合对外传播，我们既要传播特意想传达给国际社会的内容，也要注意国外受众是否能感受到相关性和共通性，要寻找提炼能够为外国受众接受理解、容易引起共鸣的中国故事。其次，要用好语言。在语言转换中，要实事求是、平实准确，还要注意体会细微差别。比如中国人喜欢用战争、武器隐喻，改革要“大刀阔斧”，干事要“真刀真枪”，要打好“组合拳”帮助贫困户。这些说法如果直译，会造成误解，甚至闹出笑话。最后，要有目标导向。我们要确保外国受众能听清楚、听明白。比如，我曾经听到有人忠实地翻译“把群众的利益摆在前面，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里，绝不把群众的安危放到脑后”，但外国听众却感到摸不着头脑。周恩来总理曾建议将《梁山伯与祝英台》译成Chinese Romeo and Juliet，一下子就拉近了观众和中国故事的距离。
曾：您提到翻译传播要找准资源，这是否意味着翻译传播不仅要关注最后一公里的转换，还要参与前期内容设计和选择？
王：说到最后一公里，其实哪怕是最后一百米、五十米没解决，我们的翻译和传播都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它没有到达受众心里。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技巧、一种能力。但是传播还需要一个环节或者桥梁联系起真正的受众，还需要一种思维方式。翻译传播需要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翻译、语言的翻译，更需要在充分了解认识传播对象的基础上，在文化、社会等更深层面上开展翻译。所以，选好资源很重要。中国从来不缺好故事，关键在于如何选。我们要一国一策，考虑各国受众的民族习惯、宗教历史、关注诉求和历史形势。比如我们和美国，在冷战时期以互相攻击为主，破冰之后要寻找共同点，改革开放之后全方面沟通了解，之后进入到竞争关系，就要保证在有序合理公平的竞争框架下对话。在发展变化中，我们要寻找对方关心的故事，选材、选题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可能讲了很多对方不感兴趣、不懂的故事，如果把这些时间精力挪出来，讲那些能够真正传播中国的故事，那要比现在有效率得多。
曾：您还提到翻译传播要用平实准确的语言，但有些文体的汉语风格并不平实，翻译应当如何调整？
王：我认为汉语的雅言正声确实受到了冲击，一些企业宣传语、文化节目语言过于抽象、花哨，如果不假思索地直译出去，外国人会无法理解和接受。实际上无论中文英文，都要朴实无华，清清楚楚。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写朴实无华的文字了。我所说的朴实无华，是指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千万不能用花哨的语言来填补自己思想或语言的空虚，那样的文采是空中楼阁。汉语表达方式确实很独特，四字词多、成语多、形容词副词容纳程度比英语要高。我在翻译一些时政文本时,也感到困难。比如“树立坚定信心”若译成establish firm confidence, confidence实际上已经隐含了firm的意思，这不是英语的表达习惯。还有“农业大丰收”翻成harvest in agriculture也显得啰嗦，因为丰收肯定不会是工业。纯技巧上的，哪怕是双关语、典故，我们慢慢去克服，克服不了就讲个意思。最难的是一些中国人看着是金句，翻过去一点金句意思都没有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好多外国人听到译文觉得很平淡，这是因为原文包含古汉语韵味、对孔子的感情、文化根脉，有一些不可译的东西，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所以还是要学好、传播好中国文化。
曾：关于目标导向，实际上操作起来也有争议。在翻译传播中，我们应如何在以我为主和贴近受众之间取得平衡？
王：任何事物都需要平衡。传播不能完全以我为主，要搞清楚传播的目的、对象，要让对象弄清楚情况，而不是通过翻译或者传播把对方搞糊涂。但我们要守住底线、红线、立场。比如台湾怎么说，香港和大陆并列怎么说，要按照咱们习惯的说法。以前固定下来的说法要考虑一致性，比如“全面禁止核武器”，ban肯定不可能禁止一半，total看似多余，但我们不能为了符合外国表达习惯就把“全面”切下去，那样别人会误以为中国立场发生了变化。
曾：在实践中，您观察到有哪些对外翻译传播实践的经典模式?这些模式有何代表案例，其传播效果如何？
王：在翻译领域，中国最好的翻译传播案例有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毛泽东选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这类案例所代表的经典模式有其特点。就选材而言，原作多为文学、政论等主题，欣赏层次较高，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大众传播范畴；就译者而言，集中国内外顶级汉学家和翻译家；就过程而言，往往涉及中外深度合作，反复推敲，工序较多。在传播领域,广播、电视、纸媒等渠道中的对外翻译传播实践也有其经典模式。如新华社的通讯、国际台的广播、央视的视频，都是各家媒体根据自己的性质和使命，由许多代媒体人传帮带创作出来的。我们对于每一个翻译和传播产品的预期效果，都要心里有数。如果以范围衡量传播效果，那么假如案例传播的并不是大众的内容，则不可能达到大众传播级别的受众规模。
曾：那若是希望提升效果，扩大受众规模，您认为应如何创新实践模式？
王：我们首先还是要找准资源，选用诸如美食、服饰、武术、舞蹈等普通老百姓和哲学家都会喜欢的题材。此外，我们可以考虑精准定位受众群体，换用新媒体渠道。比如针对Z世代传播，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渠道传播。我们中国网做过文化直播，实际上是把翻译和传播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翻译就像讲解员一样，走到兵马俑的坑里，拿着摄像机用英语给大家讲，俑多高啊，拿什么兵器啊。在Facebook上直播53分钟，150万人观看。我们不可能讲得很细致，但是可以给海外大众留个印象，以后去查资料，找人问，来中国的时候去一趟。
曾：说到中国网的翻译传播创新，您主持的《中国三分钟》也颇具新意，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均有不俗的传播效果。请问这一模式设计制作的初衷和理念是什么?
王：我们的初衷很实际。首先是基于自身对外传播网络媒体的性质，我们必须而且也只能在新渠道去发力，这是我们的新战场,是自身发展的需求。当时传统媒体已经把蛋糕切得差不多了，而海外社交媒体是一个新渠道。我们是2015年开始尝试，跟其他兄弟媒体比起来，我们还早了一点。此外我们具备条件。比如我当年是做翻译的，口语还算凑合。刚开始也没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后来做了一期火箭军成立的节目，一下子就上了特朗普竞选总统官网的首页了。粉丝大涨，影响力也大增，我自己也有了信心。我们一直在摸索节目形式，适应海外新媒体的特点。三分钟内要交代背景、评论,有理有据有节，不行就多说几集。我始终认为你要是做爆款,就如同你搬个大石头扔到水里，你砸出再大的水花，五分钟之后归于平静。但是如果我们用很小的石头不停地扔，涟漪就不断，影响力就不断，用户粘性就不会减，就会持续地发挥作用。《中国三分钟》是我们的创新，对主持人叙事能力要求很高，语言要准确，必须讲清楚。
曾：在这种快而精的新媒体翻译传播模式中，您和节目组如何确保传播效果最大化？
王：首先要针对受众进行翻译传播，我得站在受众的靴子里去想。我就设想他是一个对这个事情不甚关心、没那么了解，又没有多少利益关联的人。对外传播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受众会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这是大忌。在新媒体上我们不仅要传播、发布，还需要主动营造互动，以获取更多实时反馈。其次，我们实时监测每期节目的传播效果。每一期节目发布后，我都要求团队总结传播效果，改进工作。比如Facebook会给我们提供数据，包括覆盖人数、反馈、点赞、转发、评论；在平台编辑主动推广后，会有媒体二次转载，大媒体越多就说明越受欢迎。这些反馈里有统计学上的噪音，可能不够准确。如果要更准确，就要主动做调研、做实验。比如参考5W理论，我们可以考察发布一个东西，多长的内容更受人喜欢？同样的东西，在哪个平台上更受人喜欢？什么时候发布效果更好？等等。
曾：目前，文学、学术、典籍等国家项目支持的文化外译模式成果颇丰，但其传播效果受到一些质疑。假如从翻译传播助力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角度看，您有何评价或建议？
王：我觉得首先对典籍翻译传播的接受范围要有合理的期待。苏格拉底在中国有几个老百姓知道?凭什么管子到美国、日本、德国就得家喻户晓?绝无可能。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要想传播好中国典籍的故事，可以考虑搭配文字、新媒体、音乐等丰富的媒体形式，以讲故事的形式立体、平易化地诠释。可以用讲历史故事的形式把典籍里的故事讲出来，翻译要原汁原味翻过来，不能篡改，比如说“管鲍之交”“高山流水”“知音”的故事。
曾：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时政文献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您也做了许多时政文献的翻译传播工作。这类实践模式又如何设计、创新？
王：首先还是要对接受度有正确判断。随着中国国力发展、影响力上升，时政文献题材的传播面是很大的，若要创新模式，则打法上要有和弦。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里面有总书记关于扶贫的讲话，咱们可以配合着翻译传播，讲述中国哪个贫困的地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生了改变，这就是总书记理论的落实。这样外国人可能就一下子明白了。
曾：您在讲座中提到翻译传播人才应具备多重跨学科能力，涉及议题设置、语言翻译、记者编辑、新媒体传播。但现实中，语言翻译类和新闻传播类专业分开培养，培养方案难以兼顾彼此学科的专业能力。如何培养这两种专业背景的毕业生，使其胜任翻译传播岗位的工作？
王：这需要学校、老师和学生三方面的努力。学校要给学生创造机会，尽量开设相关课程，邀请业界人士做讲座与学生接触，让学生有机会到相关单位实习，打破人为学科壁垒。高校还可以跟社会更紧密地结合,老师、学生可以和从业人员更多地互动，了解业界新发展。学生个人也要主动努力，争取做到知识结构融汇贯通。我们单位也会给新入职的毕业生做培训。我常说新同事一定要多方面入手学习，最终要能写、能采、能译、 能编、能策划、懂经营、会管理。如果能够在学校里早动手，早让学生了解这些将来在社会上一定会用到的学问、一定会碰到的钉子，那就会方便得多。目前媒体形式不断发展，年轻人还应具备新时代背景下新媒体的传播能力、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新的媒体形态背后是一批新的用户，有的完全就是Z世代。年轻同事要适应其传播方式，比如短视频、长视频,写法、内容都不一样。
曾：目前高等院校也在探索培养对外翻译传播人才，如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现已在翻译专业硕士下开设翻译+国际传播方向。您认为此类专业办学前景如何？此种高端交叉学科人才和纯翻译人才有什么不同？学生应该更多习得哪些技能？
王：前景一定是非常光明的。社会急需对外翻译传播人才，开办此专业体现出高校的办学眼光，这是育种子。建设对外话语体系需要能够用外语进行对外传播的人。前辈大师凭借得天独厚的教育背景，能够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地讲好中国故事。但据我工作中的观察，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储备，大师极其缺乏，而“小师”也没有足够储备，我们是总体缺乏人才。我非常希望毕业生能够成为我的同行，我们一起讲中国故事，一起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一起做对外传播。这种人才应当具有媒体能力的全套功夫，南拳北腿都得擅长，还得有新闻基本功。翻译传播,翻译在先。翻译和传播都是技巧，但相对而言翻译技巧需要更长时间磨练，更多的注意力肯定是要在翻译上。但在这个过程中要让翻译传播结合起来，争取互相促进两不误。新闻翻译、文学翻译、各种翻译都要学，在传播的时候都得会。此外，翻译传播结合得越紧密、越早，效果就越好，将来就越能更快适应工作岗位，更早为国家的对外传播事业做出贡献。
曾：非常感谢您与我们分享翻译传播及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所见与所思，受益匪浅！
王：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与翻译专业师生交流，希望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优秀的翻译传播案例，助力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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