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北京外国语大学 任文）2025年9月，全国8所高校的首批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学生正式入学，标志着我国翻译专业学位教育在博士层次的落地，建立一套有依据、可操作、可评估的体系化人才培养机制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课题。
本专栏的两篇论文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理念，分别从职业能力模型构建、课程体系与教学设计两个维度，积极回应翻译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两大核心问题。 任文与赵田园构建了首个系统化、结构化的翻译博士专业学位职业能力模型，涵盖博士生毕业时应具备的核心能力与四个专业方向的特定能力，为明确细化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科学设计课程体系提供基础框架。蒋莉华、黎大志则据此探索建立模块化课程体系，融合核心课程、 方向课程与实践教学，并引入案例教学与项目制教学等复合教学策略。两篇论文体现翻译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从理念创新到教学转化的发展，以及以能力为根本、问题为导向、场景为载体的专业博士教育范式，为我国翻译专业教育体系迈 向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深层次转型提供一定理论支持与路径参考。
摘要：随着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的设立，我国高层次翻译人才培养进入实质性办学阶段，但影响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培养与评价方案设计的职业能力研究仍待细化。本研究基于OBE理念，综合运用文献分析、行业调研、专家焦点小组访谈及首批6所DTI院校61名考生问卷调查，构建了包含整体核心能力与4个子方向能力要素的翻译博士专业学位职业能力模型。随后根据问卷结果，分析考生对整体核心能力以及各子方向能力要素“重要程度与掌握程度”评价之间的差异，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策略。本研究希望对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培养与评价体系设计，以及中国特色翻译教育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一定理论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OBE教育理念；翻译专业博士；职业能力；模型建构
随着翻译博士专业学位（Doct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以下简称DTI）的设立，我国高层次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正式实现了学术型与职业型的分类发展，标志着翻译职业化进入了新阶段（穆雷，2022）。DTI以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层次应用型翻译领军人才为根本定位。近十年来，学界围绕DTI展开了广泛探讨，主要集中在两大方向：一是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与培养体系论证，涵盖建设意义、教育理念、专业方向、招生标准、培养方案、师资建设等（穆雷、仲伟合，2017；黄友义，2022；许钧，2022；穆雷，2022；等等）；二是开展学科或国际比较研究，参考教育、医学等领域专业博士（以下简称“专博”）培养模式（傅琳凌、穆雷，2021）及国外类似项目实践经验（王铭玉、李晶，2021），为DTI教育提供范式参考，推进DTI实质性办学，但仍存在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如穆雷、刘馨媛（2022）追问DTI培养的领军人才究竟应具备哪些能力，姜锋等（2025）也强调，DTI亟需坚持分类培养、需求引领，突显能力建设。
此外，教育部2023年《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专博学位教育应当注重能力重塑，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素质、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及职业发展潜力。然而，当前DTI能力建设的现实需求与研究之间存在明显脱节：一方面，既有翻译能力研究多聚焦本科、硕士层次或职业译员群体（如PACTE，2020；刘晓峰、马会娟，2020；任文、赵田园，2023；王湘玲，2025等）；另一方面，DTI研究虽不同程度地涉及能力要素讨论，但多依赖主观思辨，存在碎片化与片面化倾向，既缺乏对所有DTI毕业生应具备的核心能力的整合性界定，亦欠缺对4个子方向（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教育管理、翻译技术应用与研发、语言服务行业研究与管理）的区别性能力要素的描述，更鲜见从学生和行业用人需求等多元主体视角提取能力要素。上述不足无法有效回应《意见》中的“分类发展”与“能力重塑”导向，容易导致DTI教育出现培养与评价目标不清，与行业需求接轨不深等问题。
基于此，本文①引入与DTI职业化教育及《意见》逻辑一致的成果导向教育模式（Outcome-Based Education，以下简称OBE）（Spady，1994），通过文献研究、焦点小组讨论、问卷调查等方法回答如下问题：1）DTI职业能力模型应包含哪些核心能力与子方向能力要素？2）首批考生对这些能力要素重要性的认知与掌握程度自评分别如何？相关结论旨在为DTI课程及教法制定、教育成果（outcomes）及评价提供学术支持，推动DTI教育与翻译专业治理向“需求驱动”范式转变，助力DTI培养模式的完善与质量提升。
一、OBE教育理念与DTI“职业能力”概念内涵厘定
OBE教育理念由Spady系统提出，强调“关注学习者，基于需求确定能力标准，逆向设计培养体系”（1994：10）。尽管OBE已在工学、医学等实践性学科广泛应用，但在翻译教育领域仍局限于口译实习模式（任文，2012）、联合国译训班运行经验（Zhu&Ren，2023）等零星探索，尚未引导形成系统性能力框架。
根据OBE理念，“成果”指学生完成学习后应展现的实际能力，包含（1）知识掌握；（2）知识实践应用；（3）自信与胜任力等专业素养（Spady，1994：2-3）。OBE要求从课程设计到教学实施再到评估反馈的所有环节，都须以学生毕业时应达成的能力为出发点。这意味着实践性强的专业办学必须首先明确界定学生在毕业时应展现的能力图谱，即确定社会所需专业人才的类型和内涵，由此提出学生经过专业学习后应掌握的知识、技能与专业素养，并在入学伊始就向学生清晰传达这一预期，从而确保教学和评价各方都能形成统一的目标聚焦（任文，2012：47；Zhu&Ren，2023：31）。
根据OBE理念中对于“成果”三维内涵的界定，本文所指的DTI职业能力为“DTI预期职业胜任力框架，由行业实际需要的基础知识、实践技能和职业素养集合而成”。需说明三点：其一，该职业能力框架由核心能力+子方向能力构成。核心能力指DTI4个方向的毕业生均需具备的基础能力，子方向能力则体现4个方向因职业需求差异而应具备的个性化能力。其二，该能力是教育目标导向的预期能力图谱，而非职场表现的简单映射，旨在为DTI课程、教法与评价设计提供参考坐标系。其三，该能力涵盖笔译、口译等不同翻译类型。
综上，本文中的DTI职业能力模型构建以OBE为视角，拟将分散的高端翻译职业经验、模糊的行业诉求转化为结构化、可操作的教育成果标准，既需凸显DTI教育区别于翻译学博士的实践性与职业性特质，又要体现DTI职业需求相较MTI的高阶性差异，亦可为DTI教学和评价设计提供路径与方向参考。
本研究主要分为三步：1）开展文献研究，细读既有DTI研究文献、政策文件、部分院校DTI培养方案，进行能力要素初始编码；2）检索DTI未来就业密切相关的机构和行业招聘启事，涵盖相关部委、中国外文局、新华社、科大讯飞、中译语通等，以及2025年2、3月前程无忧、BOSS直聘等平台上薪资大于1.5万元/月的翻译招聘广告，同时梳理过去半年各大高校对于翻译专业师资的招聘公告，力图从社会实际需求的视角提取DTI职业能力要素；3）与具有国家重大翻译任务经验的实践专家、翻译教育界资深专家、翻译技术专家以及语言服务行业高管等8人，展开焦点小组访谈和德尔菲咨询，修订前两阶段提取的能力要素，共同商定要素间逻辑关系，确保能力框架的完整性与逻辑性。
基于以上步骤确定拟建构的DTI职业能力模型（图1），包含35条要素（核心能力要素和4个子方向能力要素各7条），采用核心能力居中、子方向能力环绕的方式呈现。
考虑到博士生作为学习主体，他们对能力要素重要性的认知与初始掌握情况直接关系到模型在教学中的使用精度，我们于2025年4月开展了一次DTI考生问卷调查，被试覆盖8所首批DTI高校中的6所。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受试基本人口信息，包括性别、报考方向、职业状态；第二部分为能力要素双维打分题，针对35个要素分别设置两个8级李克特量表题，考察学生对各要素重要性与掌握程度的自评。问卷先由5位翻译专业师生试填，确保题项清晰。
共回收61份有效问卷。被试男女性别较均衡（28:33），地域覆盖范围有较强代表性，涵盖北京、长沙、广州、四川、黑龙江等省市高校，但报考方向分布存在一定失衡（翻译实践30人、翻译教学与管理25人、翻译技术应用与研发5人、语言服务行业研究与管理1人）。问卷量表题Cronbach alpha系数为0.989，KMO值为0.75，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表明问卷具有较高信效度，图1的DTI职业能力模型合理。
为明晰模型要素内涵，凸显其相比既有研究的创新点以及相比MTI能力的高阶性，并论证其对接人工智能时代发展变革、国家战略需求及解决行业重大实际问题的时代价值，以下分别阐释核心能力及4个子方向能力要素内涵。
DTI职业能力中的核心能力包含符号能力、译审能力、人工智能素养、文化融通能力、言外知识能力、应用研究能力和职业管理能力，它们相互关联、协同作用，共同构成能力模型的基石与交汇点，也是DTI博士生毕业时应该具备的基础性能力。
符号能力是跨语言沟通的基础，要求译者能够深度解析原文内涵，并精准运用中外文多模态语符进行融通性表达，在承担国家重大翻译任务时，其重要性更为凸显。
译审能力不仅代表对复杂笔译文本或高难度口译任务的高质量完成能力，更体现高端翻译人才所需具备的译作审校和质量把控能力。即便AI能够完成大部分基础性翻译工作，人工译员的审核、校对和修订作用仍不可或缺。
人工智能素养是指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刻重塑翻译业态以及革新学习范式的背景下，译者不仅需要在情感层面积极接纳AI技术工具，在知识层面掌握AI及CAT相关工具使用方法，在行为层面高效运用以提升翻译实践、教学与研究效能，还能够对AI生成的内容和翻译产品的准确性及有效性进行批判性审视、查证与取舍，理性应对技术革新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文化融通能力要求译者具备较强的跨文化转化能力、跨文化共情能力、跨文化判断力，广阔的国际视野，以及深厚的本国文化定力，能够在复杂翻译场景中巧妙化解文化冲突，为用户的海外形象建构等提供建议，助其实现有效的文化理解与价值传递。
言外知识能力强调广泛涉猎跨学科知识，深耕区域国别研究，通晓国际组织规则与全球事务动态，为国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应用研究能力是DTI区别于MTI培养的重要标志，核心在于能够运用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结合批判性与创新性思维，对行业面临的重大、复杂和实际问题及核心挑战进行系统调研，提出创新解决办法，并将对个案问题的解决抽象为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案。
职业管理能力是未来翻译领军人才的必备能力。领军人才须精通管理之道，以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职业操守和稳定的身心素质为基础，以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以及自我迭代能力为依托，从容应对重大复杂项目带来的挑战。从行业需求端来看，几乎所有重要语言服务岗位招聘中均强调了以上部分或所有要素。
此方向七项能力要素建构遵循从基础实践能力向复合应用能力递进，最终实现研究反哺的发展逻辑。
原文选择与调整能力作为起点，要求译者具备突破传统“给材料即翻译”的被动角色，能根据目标受众与传播需求，主动筛选翻译文本，或整合调整原文、提炼信息（如编译），彰显高水平译者应有的议程设置能力。外文出版社高端翻译招聘岗位明确要求译者承担“中译外稿件翻译、编辑及外文图书选题开发”相关工作。
高阶译审与定稿能力作为上文核心能力要素中译审能力的专业化和高阶延伸，强调对译文进行出版级质量把控，确保语言精确性、专业规范性、文化适配性与风格一致性，直接回应行业对高端定稿人才的强烈需求（黄友义，2022：15），是衡量高端翻译实践人才的关键标尺。
垂直领域翻译能力对接当前翻译市场的实际业务需求。根据《2025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告》，行业对医疗、法律、金融等专业领域的高素质翻译人才需求明显增长。部分部委和企业的招聘启事明确将“具备行业知识/职业资格认证”或者“具备双学位”列为加分项，凸显头部机构对垂直领域翻译人才的青睐。
多模态翻译能力要求译员具备对图像、语音、视频等多模态信息的理解与跨模态转译能力；同时还能依据不同传播模态特性，灵活恰当处理模态间关系，使不同模态符号通过翻译实现有机整合（吴静、龙明慧，2023：167），满足数字化时代传播格局的需求。
内容生产与审美能力深刻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业态的转型趋势。该能力要求译员不仅能通过人机协作完成信息转换，更能基于受众与客户需求，开展译写译创或无对应原文的目标语原创生产，依托人类独特的创意与审美判断，增强产品的情感共鸣与文化适应性。不少语言服务业高管都在访谈中谈及内容生产能力给企业带来的增值效应。
翻译产品媒介能力是实现“译得好”到“传得开”跨越的重要跳板，要求译员既洞察多元媒介平台的差异化语言风格与适配要求，灵活制定话语表达方案，又通晓出版全流程规范，并能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媒介针对性推广产品，帮助翻译成果有效触达目标群体。
翻译产品传播效果调研能力指高端译才不仅要会翻译，善推介，还能够运用混合方法（如销量/点击量分析、受众访谈、读者评论情感分析等）评估译作在海外市场的传播效果，为选材优化与翻译策略差异化调整提供实证依据。
以上翻译实践方向DTI毕业生需具备的七个能力要素共同塑造集跨文化专家、翻译专家与国际传播专家三重身份于一体的复合型领军翻译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后三项能力要素已在“中华学术外译”等重大项目申报要求中得到明确体现，凸显当下高端翻译人才能力结构向国际传播能力拓展的趋势。
此方向的七大能力要素遵循“理论奠基—实践提升—研究创新—管理赋能”的进阶逻辑排布，体现新时代翻译教育发展对专业化、高质量师资队伍的需求。
教育教学理论掌握能力是翻译专业教师发展的基石。此方向的首批考生多来自语言学习背景，缺乏系统的教育教学知识。因此，该方向博士生不仅需要掌握翻译理论，更应系统学习外语教育理论和教育学原理（如课程论、教学论、测试理论、教育心理等），全面建构教育认知框架，提高翻译教学和管理水平。
翻译教学设计能力是链接教育教学理论与翻译教学实施的中间枢纽，指在相关理论指导下，科学规划并动态优化教学方案，确保教学效果最优的能力。参考李允、齐军（2021：111）提出的教学设计过程，翻译专业教师应能紧扣翻译专业教学特征，结合教学需求与学情，规划课程目标、选择教学内容、确定教学步骤、匹配教学活动、选用多元评价方式。
翻译教学组织与实施能力要求能灵活运用人机协作、团队合作、分组讨论、情境模拟、角色扮演、实习实训等创新性启发式教学法，将教学设计转化为高效教学实践，并通过课堂观察、作业评阅、实习反馈等实时数据，动态调整教学进度和节奏，实现预设目标与课堂弹性的有机统一。还应具备思政教学能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翻译教学评价反思能力是对教学实施的后端检视，要求能在现代教育评价理论指导下，运用多元评估方式，促进翻译教学评价由相对“粗放”向“精细化”转变。同时，还需善于审视自身教学理念与实践中的不足，发挥反思自省在教师发展中的作用（刘育红，2022：72），实现“以评促教、以思促变”的良性发展。
翻译教材研发能力要求能够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编写兼具思想导向与价值指引（许钧，2023：69）、符合认知规律、彰显专业最新发展的教材。同时具备智能化教材编写能力（陶友兰，2023：53），研发适配行业技术变革与新样态学习方式的立体化教材，改善学生学习体验。
翻译教育研究能力要求掌握翻译的教、学、测研究理论和工具，开展教学研究，聚焦教师主体、教学过程及教学资源；学习研究，关注学习者特点、学习特征、学习感知、能力发展、学习效果及其影响因素；测评研究，涵盖人才测评与教师评估、测试方式与工具开发等（穆雷、李希希，2019：2526）。
翻译学科建设与教育管理能力是前述能力的综合延伸，核心在于能够运用教育管理理论，制定和实施翻译学科专业发展战略性规划，包括明确翻译学科专业定位和发展目标，整合校内外资源，构建教研共同体，全方位提升办学质量等。
上述要素共同指向未来翻译师资队伍的能力需求：打破单一外语或翻译的知识壁垒，构建融合教育教学及管理能力的复合型知识体系，培养兼具翻译教学能力、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卓越教师，以解决当前师资队伍中存在的知识结构不完善、教学方法陈旧、评价手段单一等问题（张威、吕煜，2023：46）。
此方向的七个能力要素遵循技术发展客观规律及能力习得难度梯度，其中翻译技术特指与AI深度融合的前沿技术体系。
多语翻译资源构建和应用能力聚焦多语资产的数字化建设、维护与高效利用，要求能够掌握数据标注技术等，构建及维护多语种翻译记忆库、术语库、语料库等核心资源库，为机器翻译引擎训练、CAT工具应用及语言服务产业链提供底层数据支持。同时，熟练运用上述资源开展译后编辑，优化翻译质量，还能对专业翻译实验室进行规划与架构，为翻译教学、研究与实践提供技术环境支持。
翻译技术掌握与开发能力要求掌握编程、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及神经机器翻译架构知识，了解大语言模型技术，并能利用以上知识将翻译需求转化为技术现实，如设计开发面向特定行业或任务的智能翻译系统，并在其中整合语言规则和伦理规范等专业要素。
翻译技术评估与优化能力聚焦人机协同视角下的翻译效能提升，要求能够运用量化与质性结合的方法评估机器翻译及大语言模型输出，并基于算法学习、翻译学科知识、行业质量评价标准等，优化现有翻译算法，突破低资源语言翻译精度、领域适应性和多模态翻译质量相对较低等技术瓶颈（赵军峰、李翔，2024：28）。
翻译技术成果转化落地能力是连接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的枢纽，要求掌握知识产权转化全流程知识体系，将翻译算法优化成果和语言资源库等产品转化为实际应用产品，帮助切实提升行业和领域翻译效能。
技术写作与传播能力是推动技术产品全球化传播的重要能力，要求精通技术文档的基本结构、写作流程、国内外法规和标准、内容组织方式、相关工具应用；能够开发交互式说明、演示视频脚本等多模态传播材料，并根据海外用户认知特点和使用需求，进行产品测试，实现内容动态适配。
翻译技术培训与研究能力。在培训层面，能针对不同层次学习者设计翻译技术课程体系，灵活运用多元教学方法开展翻译技术培训。在研究层面，能开展翻译技术相关的应用问题研究，促进翻译技术培训、研发与行业应用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
翻译技术标准制定能力指能够参与国内外翻译技术标准和规范的研究、撰写乃至评审工作，确保技术应用合乎伦理规范，具备兼容性与安全性，推动翻译技术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上述能力要素遵循从底层资源建设、研发创新驱动、成果落地转化到培训与生态建构的完整能力链，为培养具备复合能力的领军型翻译技术人才提供系统化框架。
此方向能力要素紧密围绕语言服务行业的“研、规、管、服”核心环节展开，形成“懂行业规律、能战略规划、善风险管控、精服务创新”的能力链。
行业发展研究能力奠定行业认知基础，要求能够通过数据挖掘、竞品分析等方法，洞察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格局，结合技术变革、市场需求、全球化趋势等外部因素，科学研判行业未来走向，为企业战略决策与发展布局提供依据。
行业政策研究能力是维护企业发展与行业健康生态的基础，指具备对国内外语言服务领域政策、标准、法规的深度解析与转化能力，实现商业价值最大化。同时，能参与行业标准规范编制与政策实施效果及影响因素调研，以研究赋能行业发展。
行业案例研究能力要求能够系统梳理国内外语言服务企业的成败案例，深度剖析其在市场定位、技术应用、人才管理等核心环节的策略得失，提炼出可复用的成功经验与风险防控策略，为企业和行业发展提供真实案例参考。
企业战略规划能力是语言服务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基础，要求能够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下，结合企业所处宏观环境和自身竞争力分析，制定、评价、改进企业发展规划，确保企业发展与行业变革同频共振。
企业合规管理能力是语言服务企业稳健发展的基石。参照国务院于2022年颁布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管理者需有能力立足国内外法律法规、行业准则及国际规则等，构建全链条合规体系，提升企业抗风险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项目管理与交付能力是在微观层面保障语言服务项目高效落地的关键。要求管理者能够对语言服务项目开展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启动期的客户需求分析、资源调配、工作量估算、流程设计；执行期的进度跟踪、质量把控；交付期的成果验收与客户反馈收集等工作。
语言服务提供能力直接影响企业在高端语言服务市场的份额，指能够基于行业洞察和对客户需求的精准研判，提供一站式语言服务方案，将传统翻译业务扩展至信息咨询、语言培训、数据挖掘、产品设计与制作、内容创作和国际市场营销等领域（岳峰、俞剑辉，2022：51），增加个人和企业语言服务附加值。
通过以上能力的培养，该方向毕业生有望实现“研究赋能管理，管理提升服务，服务创造产值”的良性循环，成长为语言服务产业变革进程中的复合型领军人才。
本小节将依据考生对各能力要素重要性认知和掌握程度的自评分数，从核心能力与子方向能力两个向度剖析DTI职业能力模型的要素属性，并提出相关启示。
鉴于DTI职业能力模型中的7项核心能力要素为4个方向学生均需具备的共性能力，我们依据考生对其重要程度认识和掌握程度自评，绘制DTI核心能力要素得分总览图（图2）。该图不仅呈现7项能力要素的整体重要程度与掌握程度得分，还分别展示4个方向考生对各能力要素在重要性和掌握度方面的评分差异。
整体而言，核心能力在重要程度认知与掌握程度间存在落差，即7个能力要素的重要程度得分均明显高于掌握程度得分。其中，“人工智能素养”较为突出，其重要性评分排名第2，但掌握程度仅排名第5，凸显考生认识水平与实践水平的差异。此外，“应用研究能力”的重要性得分和掌握程度得分均为最低，表明考生对该能力要素的重要性认知与掌握程度均明显不及其他要素。而“职业管理能力”掌握度得分最高，且明显高于其重要认知排名（第3），表明多数具备职业经验的考生在职业管理类能力上发展相对成熟。我们据此认为，未来DTI教育需一方面在意识层面强化部分学生对应用研究能力重要性的认知，明确DTI不应因强调职业性而忽视学术性（陶李春、许钧，2024：76）；另一方面需通过多样化课程设置，加强对博士生AI素养以及应用研究能力的培养。
分析考生对方向性能力重要性及掌握情况自评，有三个主要发现：其一，翻译实践方向考生对各项核心能力的掌握自评显著高于其他方向考生，在“职业管理能力”“文化融通能力”“译审能力”“符号能力”方面尤为突出，彰显其实践型能力优势。其二，翻译技术应用与研发和语言服务行业研究与管理方向考生对各核心能力要素掌握自评得分明显低于其他方向，说明这两个方向相当部分考生的学习基础可能较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翻译技术应用与研发方向考生对“人工智能素养”重要性打分较高，但掌握能力自评却落后于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与教育管理方向。这一数据令人费解，按理该方向考生在学能方面应具备较高的人工智能素养。这种异常现象可能与该方向考生中缺乏系统技术训练的传统翻译教师占比较高有关，也反映出DTI考生实际学能与学界期待之间可能存在不对等的情况。
为此，建议DTI培养单位在招生环节加强特色方向对学生的学能要求说明及考察力度，并于开学初期建立诊断性评价机制，全面了解新生能力基线，构建差异化培养方案（如增设先修课程），并通过多元过程性评价方式监测能力发展情况，弥合培养目标与学生学能之间的差距。
首先绘制考生对各自报考方向能力重要性打分矩阵（表1），左列为报考方向，每行对应左列报考方向对4个子方向的重要性打分（含自身所在方向），粗体带下划线数据为各方向考生对自身报考方向重要性的打分。根据表1，考生对报考方向的方向性能力要素重要性高度认同，体现了考生“方向选择与能力重要性认知的强关联性”。进一步观察考生跨方向评分，发现不同方向存在明显差异：翻译实践方向考生对其他方向能力要素重要性打分（7.38、7.32、7.32）相对均衡且不低，反映其对多领域素养的兼容性需求。翻译技术应用与研发方向考生对非技术方向能力要素重要性的认同度偏低，可能偏重本方向发展，易形成“技术孤岛”。语言服务行业研究与管理方向考生对翻译实践方向能力重要性的认同度显著高于其他两个方向，凸显行业人士和管理岗位对翻译实践业务的优先需求。鉴于此，DTI培养单位需一方面通过灵活的课程与教学安排持续强化各方向核心能力培育，契合考生专业认同；另一方面，依托“能力交叉”课程设置与交流活动，打破方向间壁垒。
我们还进一步考察了考生对报考方向能力要素掌握程度的自评（图3），以诊断方向性能力短板。翻译实践方向考生在多模态翻译、翻译产品媒介能力及传播效果调研能力上表现相对薄弱，反映其国际传播素养不足，凸显翻译与传播教学长期割裂的问题（任文、赵田园，2023）。翻译教学与教育管理方向考生虽因教师考生占比高而整体能力均衡，但在教材研发、学科建设与教育管理能力上存在不足，表明该群体过往侧重课堂教学，在上述方面的系统性训练不足。翻译技术应用与研发方向考生在成果落地转化、翻译技术培训与研究、技术文档写作与传播、翻译技术掌握与开发方面呈现短板。语言服务行业研究与管理方向考生则弱于项目管理与交付、行业案例研究及发展研究能力，折射出传统翻译教育中行业真实项目嵌入不足、产教融合深度欠缺以及师生行业视野局限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DTI培养单位可根据不同能力短板实施针对性培养：如在翻译实践方向增设“多模态传播翻译”“翻译与国际传播”“翻译传播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并通过在对外传播岗位上的实习实训，锻炼博士生在不同媒介和传播语境下的表达适配与传播效果分析能力。翻译教学与教育管理方向可联合出版社、教育管理部门开设“教材研发与学科规划”等课程或系列讲座，鼓励博士生参与教材编写、学科评估等真实任务，针对性提升相关实务能力。翻译技术应用与研发方向需强化“技术研发”“技术转化”“技术文档写作”等主题教学，要求博士生在实习实训岗位上完成从技术开发到产品落地的全流程实践，推动翻译技术能力向产品化、市场化延伸。语言服务行业研究与管理方向则需推动博士生深度参与语言服务企业的项目管理、行业报告调研撰写等任务，在工作中提升项目管理与行业洞察力。
DTI的设立是我国翻译专业教育自主体系建设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未来的翻译专业学位教育体系性发展具有重要参照价值（许钧，2022：18）。希望本文在OBE视域下对DTI职业能力进行的探索性研究能够为AI时代翻译领军人才培养提供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意义的借鉴，推动DTI教育质量提升和培养目标落地，助力中国特色翻译教育话语体系构建。当然，本研究也不可避免存在局限性：比如能力要素属性探讨基于考生自评视角，且样本分布不均（语言服务方向样本量仅为1），导致部分结论的外推效度受限；研究以现状描述与规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对能力发展的动态追踪与归因分析。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覆盖，强化数据代表性，通过长期跟踪与发展轨迹分析，构建DTI职业能力发展模型，为DTI教、学、评设计提供更为精准的参照。
本文转引自《中国翻译》，参考文献略，引用格式：任文,赵田园.翻译专业博士职业能力模型构建研究[J].中国翻译,2025,46(05):53-63+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