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翻译是人学还是后人学”的问题切入，探讨技术深度介入翻译实践所引发的主体性重构。研究首先回溯人学与后人学两种范式的哲学渊源，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哲学、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等理论视角及其对翻译带来的启示出发，阐释翻译主体性如何从20世纪中后期“文本中心”阶段人学范式的初现端倪，发展到21世纪前后“译者中心”阶段人学样态的充分彰显，再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合作”的后人学模式过渡。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协作主体性”的分析框架，阐述人类译者与AI在翻译过程中分层协同、动态流动的主体性机制，期望既避免人学范式的唯人类主体化，又突破后人学范式的彻底去人类中心化，揭示翻译主体在技术变革中的复杂转型。本研究理论上，致力于修正人机对立的二元叙事，拓展翻译主体性研究的解释维度；实践上，或可为翻译教育、行业治理与技术研发提供策略借鉴。
关键词：人学；后人学；技术变革；翻译主体性；协同主体
0. 引言
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最初的十年间，翻译学在学科化与理论化进程中总体上因循人本主义传统，将翻译视为基于人类认知、文化和伦理判断的创造性实践（Pym 2012），将译者视为跨文化意义建构中的中心或狭义主体（许钧 2003；屠国元、朱献珑 2003）。这一范式不仅构建了现代翻译理论的主体性框架，更深刻影响了翻译实践、教育体系及社会对译者职业身份的认知与认同。 然而，随着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神经机器翻译、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技术的狂飙突进，翻译领域的技术生态和主体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革。翻译技术从早期的词典、术语表等辅助工具，进化为具备语义理解、跨领域知识调用，以及多模态多任务处理能力的复杂智能体和“非人类行动者”（Latour 2005），不仅可以执行语符转换，还能参与意义与语篇生成、风格调适等传统上专属人类译者的高阶认知活动，从而引发关于翻译主体构成与归属等问题的论争。
本文以杨枫（2025：1-2）提出的“翻译是人学”为视阈，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下简称GenAI）时代，在实然而非应然状况下，翻译正逐步从人学向后人学范式过渡。本文认为，人学与后人学可以被视为理解翻译主体性问题的两种不同范式：前者在主体性哲学理论启发下强调人的中心地位，以人的理解与价值判断为核心特征，认为译者主体性是翻译成为可能的前提；后者则在技术哲学、行动者网络理论等技术社会学理论观照下，解构人类中心主义，认可主体的生成性和流动性，承认非人行动者（包括技术、平台、算法、数据等）在意义建构与知识生产中的能动性。不过，当下GenAI在翻译领域快速而广泛的运用并未导致人学范式的终结，后人学范式并不能完全取代人学范式。现实情况更接近于一种复杂的过渡状态——翻译主体性正从单一的“译者中心”的人本结构向混合型、多层次的分布结构演变。在这一过渡期，人类译者与AI之间表现出既协作互补，又竞争合作的关系。一方面，人类译者依旧在文化判断、语境解读、伦理把关等高阶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另一方面，AI在模式识别、数据生成、实时反馈等方面的能力愈加强大，正逐步改变译者的工作流程与决策方式。这种动态的、阶段性的转型，既不同于人学立场下的人本主义形态，也异于后人学话语中彻底的“去人类中心”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兼具延续与变革的混合状态。
本文拟采用历史梳理与理论建构相结合的路径，首先回溯主体性理论的历史渊源，厘清人学和后人学两种范式所依托的哲学基础；其次批判性整合既有理论资源，提出“协同主体性”构想，尝试构建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性的分析框架，理论上致力于突破传统人机关系二元对立的认知局限；实践上期望为翻译教育、行业规制及技术研发提供决策参考。
1. 人学和后人学范式的主体性理论基础
在翻译学的学科化和理论化历史中，“主体性”一直是一个核心概念。梳理这一概念的源头和演变脉络，有助于厘清翻译主体性问题的人学和后人学范式哲学基础。
1.1 人学范式的哲学基础
17世纪以前，形而上学—神学取向的本体论哲学在西方哲学中居统摄地位。在本体论思维中，“世界或存在的主宰和终极依据是‘神’（上帝，或具有神性本质的第一推动力、理念、绝对精神等），而人只不过是神的造物和无数存在之一”（哈贝马斯、哈勒 2001：197）。17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过渡的重大转型，其核心特征是“主体”的发现，显著标志是笛卡尔在1637年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确定了“思维主体”的存在（Descartes 2006：73），奠定了现代主体哲学的基础。康德（Kant 1881：434-436）将主体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主体不仅是认知世界的主体，更是道德实践的主体，通过“先验自我”的概念将主体置于知识和伦理世界的中心。康德之后，主体和主体性问题在黑格尔绝对理性主义思想中达至顶峰。
总体而言，20世纪初以前（即胡塞尔以前）的主体性哲学大多以理性主体为出发点，把“我”“心灵”“意识”当作至高依据，崇尚主体的自主与能动，强调人类中心与能力优先，相信人类主体的能动性与世界的可掌控性。然而，近代认识论哲学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之上，把人从世界中分离凸显出来后，又把人变成了世界的主宰，难免会导致唯我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同时，“认识论哲学仅仅关注主客关系，忽视存在的更本质方面”，即主体的多元性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任文 2010：85）。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初主体性哲学发生现象学转向。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Husserl 1936：178-180，182-196）提出，主体与世界之间并非简单的主客二分，而是相互依存与积极互动，为主体与世界关系的深入探讨打开了新思路。海德格尔师承胡塞尔，却走得更远。他从存在论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主体的理解，主张主体并非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足存在，而是“在世界之中存在”（海德格尔 1987：65），其主体性始终处于具体的历史与社会互动的语境中。
哈贝马斯（2004：112，285-286，399）提出主体间性概念，区分了人的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交往行为则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之上，两个或多个主体间以共同遵守规则、对话协商为前提，通过交流达成共识与理解。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的推动下，主体性哲学走向主体间性哲学。
“人是理性主体”以及“人之主体是意义与价值的起点”等观点，既是人本主义传统的自我表述，也是翻译“成学”初期以及学科化进程中的理论出发点。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中心主体”（屠国元、朱献珑 2003：9），之所以能够在异质语言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是因为他们具备一种康德意义上的整合能力，以“先验统觉”统合语义、文体与情境，使得原作意义在译文中获得新的可理解性与价值，因而译者是翻译活动中具有社会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刘再复 1985：12）。同时，尽管译者是翻译行为主体，但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主体还应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等，那么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以及他们的主体间性（查明建、田雨 2003：21）。可以说，主体性哲学奠定了翻译人学形态的理论根基，而间性哲学又为后人学范式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1.2 后人学范式的哲学基础
如果说自20世纪初以来，传统主体性哲学的主客二分理论遭到胡塞尔等人的批判，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主体性哲学遭遇的质疑与反思则更为强烈。福柯（2002：70-71，89-99）提出，主体不是预先存在的实体，而是历史、话语和权力的产物，他呼吁关注主体性被塑造与再塑造的动态过程。这一观点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译者的主体地位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由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出版制度、翻译规范等外部力量共同塑造。因此，主体性本身可以是流变的而非固定的个人属性。换言之，主体性可以转移、共享，甚至部分地由非人行动者承担。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理论对此举起了更为锋利的话语武器，成为翻译主体从人学向后人学范式过渡的理论支持。
技术哲学作为关注技术本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的哲学分支，也为探讨翻译主体在技术浪潮下的后人学范式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技术哲学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深刻反思。他在《技术的追问》中提出，“技术”并非纯粹中立的工具，其本质是一种“构架”（enframing，另译“座架”）。在此逻辑下，世界中的万物，包括人类自身，都被视作可操控和利用的资源。这种技术的存在方式具有强大的整合与支配力量，它要求自然听命于人类的控制，也将人本身纳入技术秩序之中，会对人的主体性产生深远影响。主体将逐渐失去自由性与创造性，沦为技术系统的被动执行者（Heidegger 1977：19-30）。海德格尔的观点奠定了技术哲学的基础：技术具有内在的框架性力量，深刻影响着人的存在状态和主体意识。
伊德（Ihde 1990：72-73）从现象学视角出发研究人、技术和世界的关系，提出技术的“具身性”概念。他指出，技术既外在于主体，又能够以“具身”（embodiment）方式融入主体的感知与行动之中，构成主体与世界互动的直接媒介。例如，人戴上眼镜后，眼镜便不再作为外物存在，而成为人感知世界的透明媒介，与主体形成某种局部共生。伊德的理论提醒我们，技术不只作用于人之外，也渗入主体的知觉与行为，成为主体的一部分（“become me”）（同上：75），在扩展人的能力边界的同时，也在重塑主体看待世界和自身的方式。伊德的技术具身论提示我们关注译者与翻译工具之间“人机一体”的紧密关系，当翻译技术成为译者认知过程的延伸，人类译者已进入一种“无技术不翻译”（任文 2019：47）的状态时，译者主体性也会随之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斯蒂格勒（Stiegler 1998， 2009， 2011）进一步拓展了技术哲学的理论内涵。他在《技术与时间》中提出“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的概念，指记忆在技术中的外化，强调技术作为人类认知与记忆的外延（exteriorization），深刻参与主体的形成与延续过程（Stiegler 2009：226-227； 2011：4）。斯蒂格勒（Stiegler 2013：10）进一步揭示出技术具有的“pharmakon”（“亦善亦邪”“亦毒亦药”）的双重属性，既是疗愈主体认知局限的“解药”，同时也是可能导致主体认知退化的“毒药”。技术一方面可助力人类积累知识、延展记忆、跨越生理局限，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人类对技术过度依赖，乃至丧失自身的批判性和能动性，因而技术是拯救与灾难并存的力量。翻译活动中的各种技术工具恰恰体现了这种“外延记忆”的双重性：在赋能译者主体的同时，也可能逐渐侵蚀其批判性与创造性，导致主体性被技术逻辑规训。
技术社会学同样强调科学与技术并不是纯粹认知或中性的产物，而是由人类与非人类共同参与的网络关系建构出来的。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科学工作者、工程师、用户等社会行为者，也关注非人类要素，如技术产品、文本、实验装置、算法等。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就是属于技术社会学范畴（Callon & Latour 1981）。拉图尔（Latour 2005：63-70）提出，社会是由人类与非人要素共同构成的异质网络，判断某个主体（人或“非人”）是否属于“行动者”，是否具有“主体性”（agency），关键要看其是否给其他主体的行动过程带来变化，是否有某种方式对这种变化进行测查（同上：63-71）。这一理论为技术语境下的翻译主体性提供了新的理解框架：在多语种、多文化和多技术平台的交错中，翻译过程不再被视为单一人类主体的行为，而是多元行动者之间相互“转译”（translation）（同上：64-65）彼此意图与能力的网络活动。机器翻译系统、术语库、云端协作平台等，都是这一网络中的“行动者”，它们不仅影响翻译流程，还可能对最终译文的风格、结构和准确性产生实质性影响。
上述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理论都坚持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体的主张，承认非人行动者在意义生产中的参与性和能动性，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技术时代翻译主体性从人学范式向后人学范式的过渡提供了哲学基础，并提醒我们，译者的主体性并不独立于技术之外，而是在技术参与下不断被重新定义和建构。
2. 技术变革中的翻译主体性：从人学向后人学范式的过渡
本文以主体性问题为线索，将翻译研究学科化以来（20世纪中后期至今）的发展脉络划分为三个阶段：文本中心阶段、译者中心阶段、人机合作阶段。
2.1 文本中心阶段（20世纪中后期~21世纪前后）：人学范式的初现端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占据主流，翻译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忠实于原文本的语义与风格。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尤其具有代表性。他将翻译活动视作语言转换的科学过程，主张翻译应尽量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近的感受，译者的责任是最大程度地确保译文读起来仿佛原作一般流畅自然（Nida 1964：166）。与此类似，卡特福德也明确将翻译定义为“用目标语言的对等文本材料替换原语文本材料”（Catford 1965：20），凸显翻译被看作纯粹语言转换过程的观点。纽马克区分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认为语义翻译追求对原文作者意图的绝对忠实再现，译者作为主体应尽量减少自身主观介入，使译文最大化反映原作者的表达与风格（Newmark 1981：39-40）。
表面看，文本中心范式下，译者主体性并未被给予足够重视，译者应尽的最大努力是确保译文的忠实与等值，而非根据某一“目的”对原文意义进行创造性解读与诠释。他们的最佳状态被认为是“隐形”，“译文越通顺，译者就越隐蔽”（Venuti 1995：1）。对译者的褒奖就是赞美其译文读来毫无翻译痕迹，仿佛不是译文而是原著。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并非是对译者主体性的全面抹杀，而是对其表现方式的不同要求：译者应充分发挥其能动性，使自己不被感知和看见。换言之，文本中心阶段，译者仍然是事实上的意义解读和伦理责任主体，只是译者主体性的生成与发挥恰以译者自身的隐匿来实现。这或许可被视为翻译主体人学范式的初现端倪。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翻译技术主要表现为词典、术语表等辅助工具，被译者用于提高语言转换的效率与准确度，本身未被赋予能动性，译者亦未对技术与主体的互动进行深入反思。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警示的，这种对技术的简单工具化理解可能忽视技术对主体性更隐蔽的框架作用（Heidegger 1977：25-26）。当译者习惯于作为工具般隐藏自身时，其主体意识与创造潜能就可能在无形中逐渐被技术逻辑所规训，存在沦为纯粹语言转换器的风险。
综上，文本中心阶段的翻译观体现出明显的主体隐形倾向，主体性被定位于确保译文忠实流畅。技术被简单地视为辅助性工具，旨在帮助译者实现忠实于原文的伦理目标，未被视为可能影响译者主体性的重要因素。这种人学立场的早期阶段对译者主体性秘而不宣，为后续译者中心阶段译者主体性的凸显与人机互动阶段主体性的重塑埋下了理论转向的种子。
2.2 译者中心阶段（21世纪前后~2013）：人学范式的光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功能理论兴起，翻译不再被视为脱离语境的纯语言转换，而是特定文化语境和目的之下的行为，译者的主体能动性由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鲁宾孙挑战传统翻译理论中过分关注文本对等和语言结构的倾向，宣告“译者登场”，认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直觉过程……意义首先是感受而非认知”（Robinson 1991：xii），译者的身体感知、情感和直觉在翻译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译作是译者与原作者、读者及文化背景之间的多重对话，译者的声音与原作者的声音在译文中交织，共同构建译文意义（同上：116-117）。韦努蒂反对传统观念将译者隐藏于译文之后，强调译者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主体应被明确承认，呼吁让译者“更加显身”（Venuti 1995：13）。他进而提出“异化”（foreignizing）和“抵抗”（resistancy）的翻译策略，主张译者应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保留原作中的文化他性，而非一味追求译文的流畅与归化（同上：18），这种异化策略有助于译者主体的显身，让读者意识到译文的跨文化生成属性。巴斯内特与勒菲弗尔继1990年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又从文学和文化研究角度祭出“翻译即改写”的观点，认为所有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主体的选择、解释与再创造（Bassnett & Lefevere 1998：10）。他们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关涉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复杂互动。在这种视角下，译者被视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力的主动参与者，翻译被视为译者与原文本作者之间主动对话的文化创造过程。这既是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的投射，也是翻译主体人学范式的充分显现。
此外，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也强化了译者的主导地位。例如，赖斯和弗米尔强调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译者可根据目标语读者和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以实现特定交际意图（Reiss & Vermeer 2014：85-93）。这就承认了译者对原文具有一定的自主处置权，可为了既定目的增删改编文本，最大程度实现交际功能与目的。
从主体性哲学角度来看，译者中心阶段体现了主体能动性和自主性的充分觉醒与彰显。翻译研究中对译者的翻译动机、意识形态倾向、创造性策略选择的重视，对翻译过程中不同角色的对话互动的关注，是对人学范式初期主体被隐匿化、主体性理解的片面化倾向的质疑与超越，这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哲学强调主体自主意识、主体间互动的思想不谋而合。
从技术哲学视角考察，这一阶段虽然见证了Trados、MemoQ等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但技术本身仍主要作为译者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工具。译者利用技术提高翻译效率，但翻译决定权仍掌握在人类译者手中，译者保留对翻译文本的主体控制与创造性表达的空间。不过，伊德的技术具身论（1990）启示我们，当记忆库、术语库等翻译技术成为译者认知过程的延伸，译者主体性也会发生变化，这就为翻译主体从人学范式向后人学范式过渡孕育了潜势。
2.3 人机合作阶段（21世纪前后至今）：人学向后人学范式的过渡
随着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翻译实践进入了人机互动阶段，这一阶段可再细分为机助人译、人助机译与人机共创三个子阶段。
机助人译得到平稳较快发展与译者中心范式大约发生在同一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Trados、MemoQ等机辅翻译工具逐渐得到广泛应用，这些工具通过术语管理、翻译记忆等功能极大提高了译者的工作效率，译文质量也有较大提升。然而，此阶段的技术更多被视为译者的辅助工具，主要发挥快速查找术语、增强记忆功能、提供初（粗）译文本的作用。
2014年神经机器翻译的面世（Cho et al. 2014）推动翻译进入人助机译时代。Google Translate、DeepL、百度翻译、腾讯翻译君等神经机器翻译技术发展迅猛，实现了机器翻译质量的飞跃。机器开始承担更多的初译任务，人类译者角色逐渐转变为翻译内容的审校者与优化者。正如芬伯格（Feenberg 1999：2）所言：“技术并非中性……在技术已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中，我们使用的工具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做事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身份与存在。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作为人的意义。”同理，翻译技术的广泛使用也在重构译者主体的实践与意识形态。译者在机器译文的基础上进行取舍与修订，从传统的自主创造者转变为技术逻辑下的审校与决策主体，后人学范式下的翻译主体新形态开始显现。
2022年11月ChatGPT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人机共创时代的来临，以ChatGPT、Gemini、Claude、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GenAI技术进一步重塑了翻译主体的形态。GenAI不仅能以较高质量高速处理大量翻译任务，更能与译者通过连续有逻辑的对话，展开互动，共同完成翻译任务。这使得译者与AI的互动从机助人译和人助机译的工具行为转向人机共创的交往行为（任文 2024：54）。AI通过译者精心设计的提示词快速产出特定风格或高符合度的初稿，人类译者则运用专业知识、批判思维和美学判断进行把关提升。翻译的主体由此呈现出双重属性：既包含人类译者的意图与审美，也渗透着AI根据算法拟合出的模式和表述，联合构成新的主体。
斯蒂格勒的“外延记忆”理论对此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启示。该理论指出，现代技术已演变为人类记忆系统和认知功能的外延（Stiegler 1998：70）。将这一理论运用于翻译领域可知，GenAI技术使得人类译者能够突破生理和认知局限，得以在更宏大的知识体系和互动场域中开展翻译实践。然而，技术延伸可能引发主体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人“只有跟机器一道才能发挥作用”（同上：148），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自主性将面临被弱化的风险。斯蒂格勒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机共创模式下翻译主体性面临的双重性：技术既赋能也约束译者，在提升翻译效率与质量的同时，也深度介入译者的决策过程，并导致译者对技术的过度依赖。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对翻译/译者主体性这一概念进行反思与重构。
拉图尔（Latour 2005）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非人类要素同样视为在社会网络中发挥作用的行动者，这就解构了翻译过程中的人类译者中心，认可主体的生成性和流动性、承认非人行动者（包括技术、文本、网络、软硬件、数据、算法等）在意义建构与知识生产中的能动性。可以说，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理论为作为类人主体的GenAI与人类译者等一道构成多元主体，推动翻译逐渐从人学范式向后人学范式过渡提供了理论依据。
3. 过渡期的主体性重构：协作主体性
GenAI时代的翻译实践呈现出一种前所未见的人机协作形态，既不同于人学范式下机器为人服务的纯粹工具论模式，也不同于后人学所设想的完全去人类中心化，而是可能在具体任务的不同阶段形成主体性权能的分层与动态流动。讨论“过渡期的主体性”，首先需要对主体性在当下语境中的意义和范围进行重新界定。
在传统人学范式中，译者主体性通常被定义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屠国元、朱献珑 2003：9），可细化为译者理解力、判断力与创造力的集合，且这些能力是翻译行为得以执行和完成的关键。而在从人学向后人学形态过渡的框架中，主体性则是人与非人行动者在网络中协同生成意义的能力。协作语境中的主体性再定义，既要保留人类理解、决策与责任的核心，又应承认技术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鉴于此，我们将“协作主体性”定义为在多个行动者参与的翻译过程中，能动性、理解力与决策权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不同节点之间动态分布，并通过交互机制生成译文意义的能力结构。这一定义包括如下三个维度：
首先，主体生成与流动。在动态协作中，主体并非固着于人类译者或AI，主体性也并非为人类译者独有，而可能是根据任务性质与实时反馈发生变化。例如，在产品说明书翻译中，AI可凭借术语一致性和风格统一性特点占据主导；而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则可能依赖情景理解和跨文化敏感性的优势，在处理隐喻、幽默、反讽、言外之意与弦外之音等深层结构时掌握主动。这种主体的生成与流变取决于译者与AI根据任务要求进行权能重构。
其次，能力分层与协同。协作主体性可包括认知、计算和执行三重能力结构，但人机协作并不意味着在翻译的各环节平均分配任务，而是发挥各自所长，分工合作。“认知”包含原文理解、文化语境识别、语义消歧、伦理判断等认知决策，当以人类译者为核心行动者；大规模语料检索、概率优化、术语匹配等计算任务主要由AI承担；文本生成与定稿、语言润色与调适、版本优化与整合等执行活动则由人机共同完成。这种能力分层和任务分类不仅在工作流程上可观测、可记录，而且可以让译者在必要时将更多时间、精力和认知资源用于语境分析、意义确证与文化适配。
第三，人机互训与互构。当下的协作系统不仅是AI从人类输入中进行学习（如术语确认、译文选择、事实纠错），人类译者也在持续适应AI的输出模式。这种双向反馈机制，以及“互构”与“互驯”的交互关系（吴攸 2023：29；任文 2024：54）说明，主体性不仅是分布式的，而且是可被协作过程持续再造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协作主体性是人机系统在翻译实践中产生的协同智能，必须符合如下的运作逻辑。首先是伦理维度的不可让渡性。人类译者始终承担着翻译实践的终极责任，这既是现有政策规范和职业伦理的刚性要求，更是翻译在文化政治场域中保持批判性介入的必要条件。其次是认知层面意义确定的不可让渡性。虽然AI能够生成语法正确、行文流畅的译文，但缺乏人类对意图意义和解释意义的处境性理解（任文 2024：51），且可能出现幻觉，因此无论是全AI交付还是人机合作产出的译文，都应当在译者的研判与审定中完成最终意义的确立。
4. 结语
本文在实然而非应然的前提下，以“翻译是人学还是后人学”这一问题为起点，立足技术，尤其是GenAI深度介入的翻译生态，提出了一个阶段性判断：当下翻译正处于从“人学”向“后人学”范式过渡的阶段，表现为译者主体性不再是绝对中心，而是在多层次、多类型的行动者网络中重新分布，形成一种动态、协商、可调的“协作主体性”。从学理上看，人学范式强调译者的认知理解能力和文化伦理责任，主张翻译是基于人类理解与价值判断的创造性行为；而后人学范式则从去人类中心化的角度出发，认为翻译过程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包括非人类技术行动者。在当下的过渡期，两种范式的边界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以不同的比例、状态和模式交织共存。
当下，“翻译是人学还是后人学”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关于人类价值与技术角色的持续对话。我们既需坚守人类在理解、判断与价值选择上的关键能力，也要积极回应AI在语义处理、译文产出方面的新角色。在此过程中，学理探讨、教育改革及行业治理需协同推进，确保译者主体性在技术浪潮中不被削弱，而是在协作网络中重获定义并增强。例如，在译员培训中，应在课程设计中同时涵养人文思维与技术素养；在行业管理中，宜在法律与伦理框架下界定人机协作下的责任归属；在技术研发中，需设计能够有效支持译者认知特征、而非替代其主体作用的系统。这些议题都要求我们超越单一范式局囿，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加以回应。人工智能不应成为人类译者的终结，反之，我们应当让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形势成为再思与重塑翻译主体性的重要契机，让翻译实践与研究都获得新的活力与动能。
本文转引自《当代外语研究》，引用格式：任文，赵田园. 翻译是人学还是后人学?——技术变革中的翻译主体性再思[J]. 当代外语研究，2025，25（5）：27-38 doi：10.3969/j.issn.1674-8921.2025.05.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