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 | 王洪涛：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传译研究的概念厘定与方法——兼论社会翻译学方法的价值与功用

北外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 2021-6-11

以下文章来源于翻译界 ，作者王洪涛

 

[编者按]

本文刊于《翻译界》2016年第1期（创刊号）。本文版权归《翻译界》所有，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翻译界》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编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作为学术性翻译研究期刊，本刊将发表与翻译现象相关的原创性研究，包括翻译理论与实证研究，国外有影响的翻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论文译稿。同时，本刊还关注口笔译教学研究，重视产、学、研三者结合，以行业现状引导翻译教学与研究，以翻译研究促进语言行业的成长。编辑部热诚欢迎优秀来稿。来稿请按本刊稿件格式要求排版，并发送至编辑部邮箱bfsuwt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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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翻译学博士，牛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翻译学、理论翻译学、翻译批评、中西文化经典翻译研究，兼及西方汉学、中西比较诗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摘  要：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国文论界饱受“失语症”困扰的双重背景下，探讨中国古典文论的外译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以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研究为题，意在界定、厘清该研究所涉及的传译对象、传译形式以及传译范围等基本概念，并探索该研究宜秉持的方法论原则，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新兴的社会翻译学方法在本研究中的价值和功用，以期对当前方兴未艾的中译外研究有所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论；英译与传播；社会翻译学；“失语症

 

1．引言 

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核心内容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已成为一个广受学界瞩目的重要课题。对此，王岳川教授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大国地位的逐渐确立，大国文化安全必然提到当代前沿问题的议事日程。”（王岳川, 2008: 4）而在一系列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之中，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实施的效果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苏毅, 2014: 130）。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中国翻译界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翻译实践领域，许多译者开始投身到中译外活动之中，以新近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该类项目自2010年启动起在数量上一直快速增长，而“近三年年均增长幅度为 85%”（张威, 2015: 108）。在翻译研究领域，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翻译学界就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语境下翻译人才的培养（周明伟, 2014）、翻译策略的选择（汪庆华, 2015）、译文的误读与重构（朱振武、杨世祥, 2015）、译作在译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吴攸、张玲, 2015）以及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与出路（王志勤、谢天振, 2013）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笔者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问题，或称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问题。之所以关注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问题，主要是出于以下两点原因：首先，中国古典文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论精华，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在当前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之际应该予以充分的关注，但多年来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问题要么被淹没于广义的中国典籍英译问题之中，要么被更接地气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问题所掩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界正处于罹患“失语症”的焦虑之中（曹顺庆, 1996; 高迎刚, 2010），而探讨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问题，有助于实现中西文学理论之间的对话，提升中国文论的国际话语地位，进而有助于重建富有现代精神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应该予以特别关注。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传译研究中基本概念的厘定以及研究方法的论证两个方面的问题。

2．基本概念的厘定：传译对象、传译形式与传译范围

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研究，或称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研究，涵盖的内容很多。为了后续研究的顺利展开，有必要首先以哲学研究中“清理地基”的方式对该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予以厘清，这其中主要包括作为传译对象的“中国古典文论”、作为传译形式的“英译与传播”和作为传译范围的“西方英语世界”。

2.1　传译对象：

中国古典文论

所谓中国古典文论，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简称，在此特指产生于上迄先秦下至明清、截止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比较完整地保持了本土性和民族性且长期以来被奉为经典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之所以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下限，是因为在此之前产生的中国文学理论尚未明显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尚能较好地保有鲜明的本土性和独特的民族性，而本土性和民族性正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有别于业已“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有别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宝贵特质之所在。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界饱受“失语症”的困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文论在现代转型时盲目遵从西方话语”（曹顺庆、邱明丰, 2010: 229），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以本土性和民族性为显著特征的自身话语体系，无法与西方进行对话。而在西方，传统汉学、中国研究、比较文学、文学批评等领域的理论家或出于考察“他者”、反观自身的功利目的，或出于汲取异质文化的精华、推动世界文化走向多元的学术公心，也开始越来越关注孕育于中国本土、具有典型中华民族特征的中国文明与中华文化，比如法国汉学家Francois Jullien就指出：“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立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于连, 1998: 3）不难看出，西方学者Jullien所珍视的正是有别于西方、具有异质特征的中国文明、中华文化。正因为如此，中国古典文论作为孳乳于儒释道思想、脱胎于文史哲框架之中的中华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其本土性和民族性特征理应予以彰显和标示。同时，这里所说的“中国古典文论”也有别于惯常所谓的“中国古代文论”，而区别就在于“中国古典文论”专指那些长期以来被奉为“经典”或者已经“经典化”（canonized）了的中国古代文论。作出这种限定，主要是出于两种考虑。其一，那些经过长期经典化历程的中国古典文论，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西方，都具有更大的学术影响力，更容易受到西方汉学家和学者的关注，更能与西方文论形成对照与对话。至于这里所说的“经典”文论，指的是那些业已在中国文论史、文学批评史上确立其权威地位，且其自身价值也在专业学术领域得到广泛认可的文论作品，而“经典化”的过程一般包括被收入重要的文论选集、得到权威学者的普遍肯定与长期关注等。事实上，目前在西方业已被翻译成英文、进入西方学者视野的中国古代文论绝大多数正是这些已“经典化”的中国古典文论。其二，中国古代文论形式繁多，数量充栋，难以尽述。对此，许多前辈学者早有定论，比如郭绍虞先生就曾指出：“我国的文学理论遗产极为丰富，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专书，有见于各种书籍中的单篇诗、文、笔记。这大量的资料庞杂而又分散……”（郭绍虞, 2001: 4）；而王先霈先生也认为：“两千多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论述，蕴藏在各朝各代浩如烟海的典籍里面……”（王先霈, 2002: 1）。有鉴于此，为了凝练研究对象，突出探讨的纵深性和细致性，本文将考察对象确定为那些在文论研究、文学批评领域被奉为经典的中国古典文论。然而，由于“经典”文论与“非经典”文论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经典化”又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而中国大量的古典文论更是以多种形式蕴藏在各类典籍之中，本文对中国古典文论的考察，将秉承以“专论”为主、兼及“泛论”的原则。“专论”是指以独立成篇成文的形式对于文学理论的探讨和论述，而由于这些专论的作者往往是鸿儒大家、名人名士，因此一般多为名人名篇、名家名著，比如毛公的《诗大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而“泛论”主要包括以文学作品、史学作品、哲学作品、宗教作品、艺术作品等形式蕴藏于中国各类古代典籍之中，但具有鲜明的文学理论属性和价值的各种著述，比如先秦时期的《易经》、《老子》、《庄子》、《诗经》、《论语》、《孟子》、《尚书》、《墨子》、《荀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两汉时期王逸的《楚辞章句》（序）、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充的《论衡·超奇》、《礼记·乐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弼的《周易略例·明象》，唐宋金元时期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叙》、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皎然的《诗式》、白居易的《与元九书》、韩愈的《答李翎书》，明清时期袁宏道的《雪涛阁集序》、李渔的《闲情偶记》、龚自珍的《书汤海秋诗集后》、刘熙载的《艺概》等等。

2.2　传译形式：

英译与传播

“传译”在这里并非是平常意义上“翻译”一词的简单替代，它涵盖“翻译”与“传播”两层含义，具体到本文则代指“英译”与“传播”两个概念。翻译，古往今来都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中西方学者对其所作的界定不一而足。从中国的“信达雅”、“神似”与“化境”等学说到西方的“功能对等”、“操纵”与“改写”等理论，从以文艺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为根基的种种阐释到以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为依托的诸多透视，古今中外学者给翻译所下的定义各式各样、异彩纷呈，但翻译活动以文本或话语为依托、以语言或符号的转换为本质的跨语符、跨文化、跨时空的属性恐怕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具体到本文所考察的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则是以文本为载体、以汉语与英语之间的语符转换为根本的跨语言、跨文化活动。当然，这里面也涉及一些早期（17世纪及以前）将中国古典文论从拉丁语等其他欧洲语言间接转译成英语的比较复杂的跨语言现象，同时也涉及英译活动在中国或亚洲而读者对象为西方人的更为复杂的跨时空现象。但无论其复杂程度如何，中国古典文论英译活动所涉及的关键性主客体因素，却是和其他翻译活动一起共有的恒定性的常量，包括英译的主体、对象、目的、策略与译本的语言、风格、读者、受众等，而这些因素正是本研究重点探讨的内容。传播，从本质上来讲，是人类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收、信息反馈等一系列信息交换活动的总称。传播学的奠基人、美国学者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其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经典传播模型：“who （谁） → says what（说什么） → 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 → to whom（对谁） → with what effects（取得什么效果）”，而这一模型也界定了传播学五大基本研究内容，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如果将传播学的研究内容与上文提到的翻译活动的常量作一番比对，则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甚或重叠的地方。事实上，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翻译学的研究内容自然也就与传播学有许多共通之处。鉴于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本身即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可以兼容许多传播研究的内容，同时为了不在英译与传播两种活动之间作绝对的区分，本研究将传播维度上的主体、内容以及受众三部分内容分别融合到了英译维度上的主体、对象以及读者与受众三个部分之中，而将传播学所特有的渠道研究和效果研究两项内容单独保留，作专门的阐述。

2.3　传译范围：

西方英语世界

“西方”，在本研究中是一个与“东方”或在更为确切的意义上与“中国”相对照而言的概念。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它是指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它是指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源头，以基督教为宗教信仰的欧美澳文化。在本研究中，“西方”主要作为地理和文化概念使用。“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研究”中的“西方”主要是指“西方的英语世界”。根据黄鸣奋的分析，“作为文化圈的英语世界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近代史上它伴随着崭露头角的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而拓展，并由于上述过程中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等原因而逐渐分化，产生了以英语为母语、通行语或外国语的不同层面”（黄鸣奋, 1997: 17）。英语世界主要是指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然而，由于近几个世纪以来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在世界各国的流行，加上翻译活动以及译本流通是一种流动性、跨越性极强的活动，尽管本研究考察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情况，但很难将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学术语言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完全排除在外。事实上，早期的一些中国古典文论英译活动却是发生在中国较早开放的上海、香港以及作为西方在亚洲传教活动前哨的印度、马来西亚等地。另外，欧洲的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等非英语国家的汉学家、翻译家中也有不少人使用英语从事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传播和研究工作，而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学者甚或普通民众也能很熟练地运用英语进行阅读，他们自然也是本研究的考察对象。因此，这些能熟练驾驭英语的欧洲非英语国家也是本研究所谓西方英语世界中比重不大但意义特殊的一个组成部分。

3．研究方法：方法论原则与社会翻译学方法及其他

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研究既需要在宏观上秉持科学、合理的方法论原则，又需要在微观上运用适当、有效的研究方法，以保证研究能够顺利开展并最终有所突破和创新。

3.1　整体的方法论原则

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研究宜秉持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描写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性方法论原则，而这种综合性方法论原则是由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决定的。首先，本研究需要发掘、梳理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传译的史料与史实，以再现中国古典文论“西渐”的传译文化交流史，自然需要作动态的历时性研究，同时需要在中国古典文论的原作与译本之间、在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之间作静态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因此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相结合是本研究的实际需要。其次，本研究既需要对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史实、英译主体的构成、英译作品的风格等进行客观性的描述，又需要对具体译本的翻译质量、接受情况、影响效果等作出规范性的价值判断，故而描写研究与规范研究的相结合也是本研究课题中的应有内容。其三，之所以要秉持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是因为本研究既涵盖微观意义上对英译方法与策略、译本语言与风格等翻译内部问题的考察，也包括宏观意义上对传播的渠道与模式、译本的影响与接受等翻译外部问题的探索。其四，本研究需要针对译本的接受与影响效果开展问卷调查，并作数据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另外也需要从比较诗学的角度开展中西文学理论的对比研究，进而尝试重建一套拥有核心概念、范畴及完整理论框架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所以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也是本研究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当然，形而上意义上的整体方法论原则要靠形而下意义上的具体研究方法来实现，而本课题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来自翻译学及其相邻学科。在翻译学的多种研究方法之中，新近兴起的社会翻译学方法值得特别关注。

3.2　社会翻译学方法

3.2.1 社会翻译学的兴起

自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西方学者Daniel Simeoni (1998)、Gerald Parks (1998)、Jean-Marc Gouanvic (1999)、Theo Hermans (1999)、Isabelle Kalinowski (2001)、Moira Inghilleri (2005) 等纷纷借鉴Pierre 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进行研究。基于这种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Michaela Wolf积极倡导建构“翻译的社会学”：在其与Alexandra Fukari合作主编的《建构翻译的社会学》一书中不仅详细区分了“行动者的社会学”、“翻译过程的社会学”、“文化产品的社会学”等三种翻译的社会学研究类型，而且探讨了翻译社会学中译者地位、翻译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为社会学与翻译学之间这门交叉学科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Wolf & Fukari, 2007）。作为国内较早从事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探索者，笔者认真考察了James Holmes最早提出的“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与“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两种称谓（Holmes, 1972/1988: 72），主张将“社会翻译学”作为这一翻译学分支学科的恰当称谓（王洪涛, 2008: 274）；在此基础上又分别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社会翻译学的合理性、有效性和科学性进行了论证，从本体论的角度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出社会翻译学旨在探索社会因素、社会变量与翻译活动及翻译产品之间双向、互动的共变（covariance）关系，并特别指出社会翻译学在研究方法上应该积极借鉴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及其关系主义方法论 ( 王洪涛, 2011: 14-18)。

3.2.2 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原理及其核心概念

“反思性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理论是由享誉国际的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在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美学、文学研究等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Bourdieu & Wacquant, 1992: 2）。为了“将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总体性的社会学科”（肖倩, 2005: 59），并超越传统社会学领域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Bourdieu提出了其著名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而在方法论上则提倡“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 的原则。Bourdieu将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the real is rational）”加以改动，提出“存在的就是关系的（the real is the relational）”（Bourdieu & Wacquant, 1992: 97），认为“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联系，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之外’而存在的客观关系”（ibid: 162）。据此，Bourdieu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场域（field）”——一种具有自我运行规则且其规则独立于政治及经济规则之外的“独立社会空间（social universe）”（Bourdieu, 1993: 162）。而为了研究场域，又必须分析与其密切相关的行动者的“惯习（habitus）”。所谓“惯习”，Bourdieu将其定义为“可持续、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倾向于把被结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变成具有结构功能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Bourdieu, 1992: 53），简单说来就是个人所拥有的性格倾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它在社会的制约中生成，而一旦生成后又顺应并反作用于社会。另外，充斥于各种场域之中的则是三种“资本（capital）”：可直接转化为货币、经常表现为产权的“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以教育文凭等为表现形式且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由个人社会职责和社会关系构成、经常表现为各种头衔爵位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Bourdieu, 1986: 243）。这样一来，Bourdieu“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所提倡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则又具体体现了“场域”、“惯习”、“资本”这三个彼此关联、互鉴互证的核心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具体方法。

3.2.3 社会翻译学方法的价值及其在本研究中的功用

社会翻译学所形成的研究方法，前所未有地揭示了翻译活动自身所蕴含的社会属性，并深入地诠释了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翻译活动自身“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王洪涛, 2011: 15），只是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翻译视作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行为，而忽视了其社会属性。其实，Wolf就曾非常深刻地论述过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任何翻译，无论是作为一种行为还是作为一种产品，都必然深嵌于社会环境之中。一方面，翻译行为在其所有的环节中都确凿无疑地是由主体的人完成的，而这些人都是社会系统中的一员；另一方面，翻译不可避免地都与社会机构密切关联，而这些社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源语文本的选择、译作的产生过程和流通过程，进而决定了翻译的策略”（Wolf, 2007: 1）。社会翻译学所引领的翻译研究方法，构成了一种有效的翻译研究新模式，而这种翻译研究的新模式“较之以往的研究模式更能展现出翻译活动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因此更能有效地揭示出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王洪涛, 2011: 15）。作为众多翻译活动中的一种，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活动自然也具有社会属性，并深嵌于社会环境之中，运用社会翻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更好地将传译活动与社会环境之间充满张力的双向互动关系清晰地展示出来，而且能够将从源语文本的选择到译语文本的生产、流通与接受等整个传译过程细致地刻画出来，进而能够将决定各个译者主体翻译策略的制约因素以及整个传译活动对中西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深入地揭示出来。如上文所述，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是社会翻译学重要的借鉴对象，运用其“场域”并“惯习”、“资本”等理论概念与方法来考察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活动自然是适用的。道理十分显见：在中国古典文论英译与西传的进程中有来华传教士、西方汉学家以及西方的华裔学者等几个主要的译者群体，这些译者群体分属于西方的宗教场域、汉学场域以及高等教育场域并在各自不同的场域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惯习；译者身上的惯习影响并决定了其在中国古典文论英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反过来说，译者身上的惯习以及由此形成的翻译活动进而又对其所处的场域产生了影响，而译者与场域之间的这种主客互动则是通过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借鉴Bourdieu的“场域”、“惯习”、“资本”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来考察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活动，可以深入地描写并诠释从译前到译中再到译后、从文本外部到文本内部再到文本外部、从生产到传播再到接受等整个传译活动，进而解决一系列先前语言学及文化路径翻译研究难以解决的问题。

3.3　其他研究方法

当然，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研究是一种典型的综合性研究，不仅涉及中西语言、文学与文化等多个方面，而且涉及翻译学、历史学、传播学、语言学、汉学、比较诗学等多个学科，因此除了需要运用翻译学领域的社会翻译学、描写翻译学、理论翻译学研究方法之外，还需要从上述其他相关学科中吸收和借鉴一些长期普遍使用、成熟有效的具体研究方法，比如文献研究、文本细读、篇章分析、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个案研究等方法。

4.　结语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古典文论是指业已经典化的中国古代文论，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李建中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李建中, 2002: 1） 由此而言，中国古典文论又含英咀华，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当前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之际，应该予以充分的关注。事实上，自明末清初以来，在“东学西渐”的历史进程中，一些中国古典文论中的名篇名作，诸如《诗大序》、《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人间词话》等已经先后被来华传教士、西方汉学家、海外华裔学者、中国翻译家等译成英文在西方英语世界传播，当然各个译本的优缺高下不一而足，而其他大量的中国古典文论作品尚待我们翻译和传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以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研究为题，就其中基本概念的厘定以及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略述己见，以求抛砖引玉，共商中国文学文化外传之道。探索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对于帮助当代中国文论研究走出“失语症”的困境大有裨益。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一说是曹顺庆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曹顺庆, 1996），此后便成为中国文论研究领域热议的话题之一。对此，高迎刚教授的说法比较中肯：“直到今天，‘失语症’依然是这一领域最为流行的话语之一。在笔者看来，‘失语症’之说的持续被关注，意味着其所描述的现象依然存在，问题尚未解决……”（高迎刚, 2010: 111）在当前中国文论“失语症”尚未解决的背景下，考察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促使中西文学理论形成对照和对话，帮助中国文论“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然后结合当代文学实践，融汇吸收西方文论”（曹顺庆, 1996: 53），进而在此基础上最终走向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重建；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文学思想的西渐与外传，在与西方文论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检验中国文论对文学多样性的诠释能力，帮助中国文论研究走出“失语症”的困境，提升中国文论的国际话语权力。总之，探索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活动，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 注

(略)

美编：卫盈君

审校：蒋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