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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 2021-09-20

国家翻译能力研究：概念、要素、意义

任文 李娟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翻译》2021年第4期“理论研究·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专栏”

 

作者简介 

任文，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研究、口译研究、外语教育。

李娟娟，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口译研究、翻译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外译战略背景下高端翻译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BYY1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2021JS002）资助。

 

摘要：在梳理语言学路径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和翻译学路径的国家翻译实践论相关概念基础上，本文首次尝试提出国家翻译能力的概念定义和构成要素，并分析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国家翻译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定实施翻译相关政策规划、开展翻译实践并提升翻译产品传播效果、利用开发相关资源进一步发展翻译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由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四个子能力组成：翻译管理能力、翻译实践能力、翻译传播能力和翻译发展能力，每个子能力包含若干二级子能力。开展国家翻译能力研究意义重大：理论层面，可进一步拓宽翻译研究的主体和跨学科维度；实践层面，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国家翻译能力对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的贡献，以及对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保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国家语言能力；国家翻译能力；概念；构成要素；研究意义

过去十余年，我国翻译活动正逐步从“翻译世界”走向“翻译中国”与“翻译世界”并重。在此过程中，国家作为翻译活动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赞助人角色愈发凸显。国家翻译能力①、国家翻译实践、这些实践催生的翻译产品，以及这些产品产生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对国家形象建构、文化价值观输出， 乃至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的提升和彰显都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国内有翻译学者注意到国家作为翻译行为策动者、赞助人和主体这一特殊翻译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翻译活动在特征和意义上的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任东升、高玉霞，2015；任东升、张玉凌，2016；任东升，2019）。在此之前，语言学界在探究国家语言能力时将翻译产业实力（李宇明，2011b）、国家（机器）翻译能力（魏晖，2015）、国家话语外译能力（文秋芳，2017）等视为国家语言能力组成部分。迄今仅见一篇论文（高雷，2019）对“国家翻译能力”这一概念进行尝试性讨论，但尚无研究深入探究其复杂内涵外延及这一能力的构成要素；对国家翻译能力与国家语言能力、国家翻译实践、国家外译能力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也鲜少涉猎，对开展国家翻译能力研究的意义以及相关问题域着墨甚少。本文将首次尝试对这一概念进行聚焦式探讨，希望藉此抛砖引玉， 引发更多学者对相关问题的关注。

一、文献综述及关联概念讨论

目前关涉国家翻译能力的相关论述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从应用语言学或语言政策角度出发，将翻译能力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二是在翻译学框架内探讨国家翻译实践时提及国家翻译能力。我们将在下文对这两条路径涉及的相关概念一一进行梳理， 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国家翻译能力的概念， 并搭建要素框架。

（一）语言学路径

1）国家语言能力

1993 年，美国学者布莱希特（R. Brecht） 和沃尔顿（A. Walton）率先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将其内涵界定为“国家出于任何原因对特定语言需求作出反应的能力”（1993：6），实指国家外语能力。随后一些美国学者(Brecht & Rivers，2005/2012；Jackson & Malone，2009；Murphy & Evans- Romaine，2016)继续展开相关研究，但本质上均属美国外语战略研究。自 2011 年李宇明、文秋芳等学者将“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学界，相关话题即成为应用语言学领域十分活跃的研究对象，而中国学者的探索也大大丰富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李宇明（2011a）提出构成国家语言能力的五要素中虽未见翻译能力，但其中的“语种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必然与翻译能力有关。赵世举（2015）提出的六种构成要素中同样未将翻译能力单列，但其中的“语言资源拥有能力”“语言使用与服务能力”“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语言人才储备能力”，都应包括翻译元素。魏晖（2015）明确提出一国翻译能力属于语言能力，不过未将其单独作为二级指标，且用机器翻译能力代替翻译能力。文秋芳（2016）在国家语言能力构成元素及评价指标里将应急翻译服务作为国家语言管理能力的二级指标，将机器翻译能力作为国家语言开发能力的二级指标；之后（2017）又将国家语言能力分为语言资源能力（内在能力）和话语能力（外化能力）两部分，而话语外译能力则是后者分项能力之一。戴曼纯（2019）提出了以人才为核心的国家语言能力基本属性，认为翻译人才也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语言人才资源。总体而言，国家翻译能力被认为是国家语言能力的组成部分。

2）国家外语能力

文秋芳（2011）最初引介美国学者国家语言能力概念时将其命名为国家外语能力。事实上，后者最初提出国家语言能力概念时， 就是指向外语能力或非通用语种能力，关注美国外语战略。在对美国等国家外语战略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文秋芳（2011）、文秋芳和张天伟（2013）提出，中国外语 / 语言能力的重点应放在国家战略层面，通过译介美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模式和成效，阐释其对我国建设国家外语能力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强调国家主导作用与顶层设计，着力点落在高端人才储备的精英战略上。沈骑（2015） 也论及国家外语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竞争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应加强多语和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服务中国文化“走出去”大局。一国外语能力属于国家语言能力，但不等同于国家翻译能力。

3）国家话语能力

文秋芳（2017）基于索绪尔社会语言学概念 langue/ parole（“ 语言” 和“言语”）以及乔姆斯基从心理学视角提出的 competence/ performance（“ 语言能力” 和“ 语言行为”），认为自己前期对国家语言能力内涵的界定只停留在 langue/ competence 层面，未涉及 parole/ performance 层面的内容。但国家战略利益要得到有效维护，“关键是国家话语的有效应用。”（文秋芳，2017：68）于是， 她把“国 家语言能力”进一步分为“语言资源能力”和“话语能力”，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基础与前提，后者是前者得以外化和实现的终极能力。她进一步将国家话语能力分为五个子能力，“国家 话语外译能力”是其中之一，但将其限定在对 国家领导人、国家机构和国家媒体话语的翻译上（同上：69），体现出研究者的“国家主体”视角。

4）国家语言实力

实力通常既包括软实力，也包括硬实力， 而一国之语言能力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已成为越来越多语言学家的共识。例如，李宇明（2011b）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化资源， 也是经济资源，因此语言也是硬实力。他还明确提出语言翻译是能赚取红利的重要语言产业。魏晖（2015：37）明确区分了国家语言能力和语言实力，认为前者突出内部要素禀赋，后者强调对外影响力和吸引力，但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基础，二者多呈正相关关系。赵世举（2015：105）同样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既是软实力，也正在成为硬实力；前者指向其“具有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号召力和对外的隐性渗透力及同化力”，后者是指其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及国家安全保障方面发挥的愈加重要的作用，正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语言实力观点的提出对我们认识国家翻译能力对一国软硬实力的贡献颇有启发。

（二）翻译学路径

1）翻译/译者翻译能力

西方翻译/译者能力研究起步较早且研究热情一直未 减，但始终聚焦个人翻译能 力，尤以巴塞罗那自由大学 PACTE（2003/2005/2011）翻译能力构成模型、戈菲里奇(Gopferich, 2009) TransComp 翻译能力发展追踪模型、欧洲翻译硕士（EMT， 2009/2017）翻译服务能力模型影响最大。迄今未见国家翻译能力的提法。中国学者近年开始关注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能力构念，包括通用型翻译能力构成要素（钱春花，2012）、文化外译背景下翻译人才能力构成要素及人才培养模式（杨仕章，2013；吴赟，2015） 等， 同样聚焦个体翻译能力。

国家翻译能力 (capacity) 最终主要通过个体翻译能力 (competence) 体现出来，但并非后者的简单叠加；两者的构成要素并不相同，前者要复杂宏观得多。

2）翻译机构与机构翻译

莫索普（Mossop，1988/2006）首提“翻译机构”（translating  institutions） 和“机构翻译”（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的概念。他将翻译规划、实施、调控和评估等活动得以发生其中的“机构”视为“领域”（spheres），包括组织与实践，如新闻媒体、法律体系， 或加拿大联邦政府等具体机构，并讨论了这些翻译机构的架构和运作方式。科斯基宁（Koskinen，2008：17）则将“机构”宽泛地理解为“由角色期待、规范、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支配的一种统一行动方式”，进而对欧盟这一超国家多语言机构里的译者和翻译活动进行民族志考察。康（Kang，2014）为Perspectives主编了特刊《机构里的翻译》， 收录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机构翻译的理论问题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机构翻译过程及产品案例。例如，舍夫纳等人（Schäffner et al.，2014）考察了三种政治机构：国家机构（德国外交部）、超国家机构（欧洲央行翻译部）以及非政府组织（大赦国际）里的翻译活动，发现这些机构里的翻译实践与机构类型及组织结构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总之，包括国家机构在内的机构翻译研究肇始于西方，但西方学者对此研究对象做思辨性考察和理论化探究的著述尚不多见，且对“机构”的理解较为宽泛。

3）国家翻译实践

尽管国家翻译实践古已有之，如中国汉唐时期佛经译场和西方《圣经》翻译活动， 但对这一概念的学理思考和提炼却是由中国学者在新时期进行的，是具有原创性质的译学理论话语。任东升、高玉霞（2015）、任东升、张玉凌（2016）、任东升（2019）等受到西方译学界“翻译机构”“机构翻译”“翻译政策”等概念启发，但又超越了西方相关理论话语的局囿。他们基于对中西翻译史以及国家推动文化外译的当代中国翻译实际的思考，创造性地提出国家翻译实践论。他们聚焦主权国家作为主体的翻译实践，或者上升为国家行为的翻译活动，提出国家翻译实践的本质是对文化资本和话语权的争夺（任东升，2019）。吴赟、顾忆青（2019）提出“国家翻译规划”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国家形象自我建构的需要。之后， 吴赟（2020） 又将话语的生成、翻译、传播和接受视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的具体步骤。蓝红军（2020）在讨论国家翻译实践理论建构时提出，国家翻译实践是现代性国家能力、国家语言服务能力以及国家翻译能力建设的重要部分，但未对国家翻译能力进行定义。高雷尝试性提出国家翻译能力是指“国家在话语传播、外事活动或展示力量时所具备的翻译能力”（2019：298），并难能可贵地指出这一能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不过总体而言， 这一定义主要指向服务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翻译能力。

（三）述评

从语言学路径看，首先，一国外语能力是其翻译能力的重要基础，但外语能力不等同翻译能力；而且从理论上讲，当一国外语 能力极其强大，其国民通晓一门以上外语的比例非常之高或者其官方语言在全球通行程 度极高时，该国对某些语种的翻译需求反而可能下降。同时，一国之内官方语言与非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移民语言、方言） 之间、非官方语言相互之间的翻译并不涉及外语能力。其次，文秋芳（2017）把“国家语言能力”进一步分为“语言资源能力”和 “话语能力”很有意义，但将“国家话语外译能力”界定在对国家领导人、国家机构和国家媒体话语的翻译上似有局限。国家翻译能力既包括译出能力，也包括译入能力，还涵 盖一国之内不同语言/方言之间的翻译能力；不仅体现在国家为主体发起的话语外译上， 也应包含行业、机构、个体话语/文本的翻译 行为。第三，多数研究者都或显或隐地在国 家语言能力框架里包含了翻译能力，但均未对国家翻译能力进行定义，且往往对其在子能力的归属方面观点不一。鉴于国家语言能力更大的包容性，把其作为国家翻译能力的上位词似乎并无不妥。同时，笔者赞同国家 语言能力既助力文化软实力，又贡献于经济硬实力的观点，认为国家翻译能力的外化同 样服务于软硬实力的提升。

从翻译学路径看，“国家翻译实践”和 “国家翻译规划”等概念的提出极具创见。不过它们都将翻译行为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或代表国家的机构/个人，且主要关注中国国家翻译实践，特别是中译外问题。近年来，国家推动的外译行为确实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倡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认为，在讨论国家翻译能力的概念和构成要素时有如下因素需考虑：其一，一国之内非国有企业、非政府组织、外企和私人机构的翻译能力，官方语言与非官方语言之间、非官方语言相互之间的互译能力同属一国拥有的翻译能力。其二，除外译能力之外，译介他国文化产品和先进技术、丰富本国物质文化生活的能力，也属国家翻译能力。其三，虽然我们的理论灵感主要源自中国国家翻译实践和能力特点，但在提炼打磨相关概念时还应具备“国别”和国际视野。此外， 蓝红军（2020）难能可贵地提出国家翻译能力属于国家翻译实践的上位概念，不过国家翻译能力不应只属于国家语言服务能力范畴。如果不将推动翻译服务得以繁荣发展的翻译相关政策法规的编制和实施能力、翻译产品的传播能力、翻译人才的培养能力、翻译技术的研发能力等纳入考虑，国家翻译能力的概念要素就不完整。再者，一国之翻译能力离不开个体翻译能力，但国家翻译能力作为一个由复杂要素构成的整体，并不等于个体翻译能力之和。我们将在下文对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讨论。

二、国家翻译能力概念构建

在分析前述相关概念基础上，特别是受到国家语言能力定义（赵世举，2015：105） 以及相关评价指标（魏晖，2015；赵世举， 2015；文秋芳，2016/2017）的启发，我们尝试提出国家翻译能力概念的定义：国家翻译能力属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定实施翻译相关规划和政策法规、掌控翻译相关资源、开展翻译实践、提供翻译服务、处理翻译问题、发布翻译产品、提升传播效果， 并通过翻译教育与翻译研究、语种人才储备、技术产品研发等手段进一步发展翻译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包括翻译管理能力、翻译实践能力、翻译传播能力和翻译发展能力等四个子能力（图 1），每个子能力（一级指标）都包含若干二级指标（图 2），每个二级指标还可进一步细化为三级指标。开展上述翻译相关活动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机构，只要相关活动以某种方式体现了国家利益，就应被纳入考量。下面我们将对各要素的内涵进行阐释，并质性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将来进一步建立可操作、可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打下基础。

图1 国家翻译能力概念图

图2 国家翻译能力构成要素及评价指标

（一）国家翻译管理能力

翻译管理能力为翻译事业提供宏观软环境， 通过顶层设计、规范制定、资源配置、行业管理等途径为合法合规的翻译活动提供基础和保障，并为人才培养、发展规模等提供规划设计，具体可从翻译立法规划（相关法律、政策、规划、标准等）的制定和执行、翻译考评体系的建立及实施、相关资源掌控等方面的能力来衡量。一般而言，一国的法律法规中多少都纳入了翻译相关条款，比如我国《刑法》《民法》都有诉讼参与人有权使用翻译的相关规定。但如果一国有专门的翻译政策法规，特别是有专门领域的翻译立法（如美国联邦法院在1978年就颁布了《庭审口译员法案》），则该国的翻译立法力更强。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翻译政策规划及标准的研制能力。翻译考评认证力是指口笔译资格和等级考评机制设立和实施能力，该类考试参与度、资格证书市场效力等。此外，如果证书考试分类较细、高度重视领域知识的重要性，比如除通用型口笔译考试外，还有法律、医学口笔译证书考试，说明该国在此方面的能力更强。资源掌控力主要是指国家对翻译语种、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的掌控、协调、调度能力。

（二）国家翻译实践能力

翻译实践能力是国家翻译能力最直接的体现，具体表现为笔译、口译、手语传译和机译（机助人译、人助机译、AI/机器翻译） 的产出能力，可从行业翻译能力、机构翻译能力、应急翻译能力等方面得以体现。行业翻译能力主要包括语言服务企业的翻译和本地化服务等提供能力，通常通过产值呈现出来。机构翻译能力主要体现为由政府机构、学校、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完成的翻译任务。应急翻译能力通常由行业、机构或个人来完成，由于平时“显示度”不高，所以其价值通常未被统计；但在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时，其功能与重要性瞬间凸显，这在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救援以及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过程中显现无余。我们没有单列个人或公民翻译能力，这是因为大部分译者隶属某一公司或机构；即便是自由职业者， 在临时受雇于某一机构时，其翻译产品和产值也会被行业或机构统计。

（三）国家翻译传播能力

这一能力突出体现国家翻译实践成果的效果与影响力，翻译实践产生的产品最终要通过其传播效力才能体现其应有价值，具体包含翻译产品媒介能力、译入译出产品影响力和国内语言互译产品影响力。媒介能力指翻译产品能以何种或多少媒介发布，包括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互联网媒介，或是多种媒介融合。广义上讲，“译入”和“译出”指一国之内所有语言与国外语言之间的译入和译出。“国内语言互译”则包括官方与非官方语言，以及非官方语言相互之间的互译。对内译介不仅可以引入先进技术与服务和多样化产品，还可在“国民基本价值引领”和“意识形态建设”（蓝红军，2020：115）等方面发挥作用。对外译介则可发挥翻译塑造国家形象，建构对外话语体系，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影响力可通过销量、图书馆藏量、阅读 / 观看次数、媒体关注度、评论、著述引用、进入课堂等方式得以体现。

（四）国家翻译发展能力

翻译发展能力虽不能直接产出翻译产品， 却是可持续翻译能力的重要保障和支撑，也可称为翻译资源培育、储备和开发能力，包括翻译语种和人才储备、翻译教学与研究、翻译技术研发等方面的能力。语种储备是指可获得翻译语种的提供能力。一般而言，储备的语种越多、“板凳深度”越扎实，翻译发展能力就越强。人才储备既与语种数量有关， 也与翻译人员数量和水平有关。“翻译教学力”强调翻译人才培养能力，开设翻译相关专业的数量越多、语种越全、层次越高，一般来说教学能力就越强。翻译研究能力可以通过研究成果助力翻译实践与教学、技术研发和资源库建设等方式体现出来。技术研发力指翻译相关技术及产品（如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开发能力。

（五）四种子能力之间的关系

国家翻译能力四种子能力之间相辅相成、形成互动。国家翻译实践能力直接产出翻译产品，国家翻译传播能力凸显翻译产品的价值实现，两者同属核心能力和显性能力，且相互影响：翻译产品的质量影响传播效果，来自传播渠道的反馈也会对今后原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翻译产品质量等产生作用。国家翻译管理能力为翻译实践、翻译传播和翻译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和环境支持，从而对这三种能力的现状和发展产生影响。国家翻译发展能力则为翻译实践、翻译传播和翻译管理能力的可持续性提供语种、人才、技术及其他资源的保障。翻译管理能力引领翻译发展能力，后者又支撑前者，两者均可被视为外围能力和隐性能力。

三、开展国家翻译能力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迄今已有不少研究聚焦个体译者能力和翻译行为，对认识翻译作为一种认知、语言和文化现象帮助很大，这是一种zoom-in的视角。但如果我们尝试把镜头拉远，选择zoom-out的方式，对同一时代、同一文化系统的译者和翻译行为展开聚合式、整体性考察，或许就会发现他们“很多时候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一定相同的方式回应着（接近甚至相同）的文化元素、现象或问题”（王宏志，2021：91），回应时代的文化诉求与社会需要，从而构成集体性的文化、政治乃至经济现象，而这些恰恰都是国家翻译实践和能力研究需要考察的问题。国家翻译能力概念的提出、构成要素和指标体系的建构，以及相关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中国翻译学界对国际译学话语的原创性贡献，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同时，开展国家/国别翻译能力研究还具有重要的实践和应用意义。

（一）学术价值

20世纪末以来， 翻译学研究对象日益丰富，研究视角与研究路径日渐多元，跨学科趋势也愈加明显，“几乎所有与翻译行为有关的领域，如语言、政治、文化、诗学、意识形态、哲学等，都纳入翻译研究的版图”（袁辉、徐剑，2011：13）。特别是2000年以后，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蓬勃兴起，进一步拓展了翻译研究的主体内涵和视角维度。

首先，翻译主体研究内涵更为丰富。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关注翻译活动中的行动者以及行动者主体性 (agency)。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实践中的行动者不仅包括人，而且包括参与其中的机器、组织等“非人”；判断某个主体（人或“非人”）是否属于“行动者”，关键要看其是否给其他主体的行动过程带来变化，是否有某种方式对这种变化进行测查（Latour，2007：71），这就从社会学角度赋予了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多元主体研究的学理依据。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将翻译行为主体 / 行动者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作为具体翻译行为实施者的个体译者，还包括作为重要翻译活动发起人、赞助人、推动者、传播者的国家，以及代表国家利益和形象的翻译相关行业、机构、政策、机制等，他（它）们都可被作为整个网络系统中的行动者来考察，从而丰富了翻译研究的主体维度。

其次，与翻译主体相关的问题域也得以扩大。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可以探讨的问题域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翻译能力一级二级子能力分别由不同实践主体承载，这些主体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与互动？这些关系如何体现？国家翻译能力显然不是个体翻译能力的简单叠加，那么它与个体翻译能力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如蓝红军（2020：116）所言，主体的社会行为都有其伦理维度，那么国家翻译能力视阈下的伦理有何类别和层次？当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伦理价值发生冲突时，其优先性如何确定？具体行为主体如何进行伦理行为的决策和协调？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索必然会丰厚翻译研究的主体内涵维度。

同时，国家翻译能力研究还将进一步拓增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维度。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可考察一国如何通过“自译”或“他译” 方式向其他国家大量输送本国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学术著述及其他文化产品，不断改善传播效果，持续输出自己的国家形象、文化价值观、知识体系，提升文化影响力，这样的研究必将拓展传播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视角的翻译研究。同时，国家翻译能力研究还可通过搭建指标体系、采集数据，计算翻译产品、技术与服务的价值，考察翻译及相关活动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度，从而丰富经济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二）实践意义

国家翻译能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并持续推动翻译对文化软实力的贡献。约瑟夫· 奈认为，软实力是指通过自身在文化、意识形态、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吸引力， 让他人主动选择同化而非被胁迫的方式，达到自己期待结果的能力（Nye，1990：167；2004：5）。软实力主要通过三种资源发挥作用：文化魅力、国内外始终坚守的政治价值观，以及被视为合法且具道德威力的外交政策（Nye，2004：7），从而吸引他人主动效仿、接近和加入。“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王沪宁， 1993：90）， 而“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当然是软实力基础建设中核心的一部分。”（ 张佩瑶，2007：37） 国家可通过自身能力或借助他国力量“柔性”译介其核心价值观、政治理念与国策，服务其文化影响力的提升。而国家翻译能力研究有助于一国探讨通过采取怎样的翻译事业支持和发展政策、翻译实践策略、出版传播战略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广泛传播以及文化软实力建设，进而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国家翻译能力研究还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衡量并继续提升翻译对经济硬实力的贡献。翻译相关产品及服务构成语言服务业的主体， 而语言服务业在对外经贸合作与跨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语言与翻译技术处于当今信息科技前沿。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关注各类语言翻译相关产品的生产发行、技术研发、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外销售，乃至整个翻译和本地化行业的运作和发展，量化考察翻译对经济实力的贡献；还可通过倡导最佳实践、建立行业标准规范等方式，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开展国别翻译能力研究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分析翻译与区域和全球语言文化生态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翻译说到底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了解世界，用他者的语言表征自己，与世界对话、交流和共存的方式（任文，2021）。通过开展全球约200个主权国家的国别翻译能力研究，以及其中代表性国家的翻译能力比较研究，可以让我们透视国家翻译能力的强弱与该国该地区语言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程度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合理有效的政策建议和舆论干预等手段，促进区域和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四、结语

本文对国家翻译能力这一复杂概念的定义和要素框架，只能算是1.0版本的尝试，尚需更多学者参与进来，对其丰富内涵和弹性外延进行进一步挖掘探讨，对相关概念及要素框架不断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必然会创新翻译研究命题，充实翻译研究内涵，拓展翻译研究外延，丰富翻译研究维度；不仅会继续扩展翻译研究自身的跨学科视角与路径，也可为经济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其他关联学科提供来自翻译学科的分析工具、理论话语及实证支持。同时， 在后续研究中，我们通过建构国家翻译能力指标体系，将量化考察与质性分析相结合， 可更好地认识国家翻译能力对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的贡献，进而深入探究翻译行为与能力如何助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建构、文化强国建设、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全球语言文化多样性保护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注释：① 本文 “国家翻译能力”一词中的“翻译”包括笔译、口译、手语传译、机译（机助人译、人助机译、AI翻译）等不同形式；以一国官方语言与外语之间的翻译为主，同时也包括一国之内官方语言与非官方语言之间，以及非官方语言相互之间的翻译。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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