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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 2021-09-29

 

国家翻译能力建构的国家意识与国家传播

杨枫

（上海交通大学）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翻译》2021年第4期“理论研究·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专栏”

 

作者简介

杨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翻译学、应用语言学。

 

摘要：国家翻译能力是基于对我国翻译史上大量的国家翻译实践、行为、经验、现象、机制以及方式和方法的考察，以国家为主体或目的，指涉国家翻译规划、国家翻译教育、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技术和国家翻译传播等综合复杂的国家翻译行为能力。它融合了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实践史、国家翻译政策规划、国家话语能力、国家传播能力、国际传播能力、国家翻译传播能力等一系列关于国家翻译的概念，是国家翻译制度与国家翻译体系的建构。国家意识是国家翻译能力建设的逻辑起点；国家翻译传播是国家翻译能力建构的现实旨归。国家翻译能力的建构不仅是一种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也是一种翻译理论的改造与整合，开启了以国家意识构建国家话语、国家叙事和国家传播的翻译大时代。

关键词：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能力；国家意识；国家传播

 

由于以汉语形态呈现的世界话语产品不多，以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有限，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主要依靠翻译这座桥梁。许钧认为，语言的背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多维的世界，反映的是不同的思想方式，不同的文化积淀，不同的历史进程（杨明明，2021）。而翻译本身不仅自成一个公共知识体系，同时也成为最重要的人类文化思想知识的宝库和传播渠道，翻译使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以知识和信息商品的形式继承和永存，也正是这种知识和信息的权力属性，决定了翻译就是政治。知识生产的地缘政治不仅导致英语内圈国家在知识流动的方向、速度和方式上具有绝对优势，更潜移默化地推进了英语之上的文本意识形态（Lillis & Curry，2010），这就是语言不平等裹挟着认识论的不平等（郑咏滟，2021）。基于此，面对当前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变奏，缺乏国家意识和国家传播的国家翻译能力建构无异于国家话语实践的阿喀硫斯之踵。于是，从国家意识出发，以国家传播为旨归的“国家翻译实践”（任东升、高玉霞，2015；任东升、朗希萌，2016）、“国家翻译规划”（吴赟、顾忆青，2019）、“红色翻译史”（岳峰、朱汉雄，2021）和“国家翻译能力”（蓝红军，2020；任文、李娟娟，2021）等国家翻译概念，一出生就充满了政治基因。这既是翻译学的一种研究视角和范式，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空间和实践路径，很有国家翻译学建构的理论气质，也颇契合习近平在2021年5月31 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指示精神。

一、国家翻译论中的国家翻译能力内涵

方梦之（2021）认为，我国译学研究的目的是在国际译学的轨道上前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从我国大规模翻译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炼新材料，构建新理论。而国家翻译实践论正是由中国学者基于对我国翻译史上大量的国家翻译实践、行为、经验、现象、机制以及方式和方法的考察，结合翻译史和新时代国家翻译传播的需要，经由“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规划”、“红色翻译史”到“国家翻译能力”的概念旅行而开始形成的国家翻译理论规模和体系。任东升最早在2012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研究’”中使用“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术语，继而提出“国家翻译实践”是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的译学概念（任东升、高玉霞，2015；任东升、朗希萌，2016），同时以不同理论维度和多种政治翻译史的视角构建国家翻译实践概念的基本内涵和框架。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一个翻译学概念，相当于过去翻译类型划分中的政治文本和机构翻译，它是基于“实践-经验-方法-理论”模式的学术创新。这一概念的价值在于强调国家翻译目的与任务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但是有些从个人旨趣出发或市场需要的翻译实践，也可能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客观上维护了国家意志，可能不是国家主导的翻译工程，但亦属于国家翻译实践，推动了中国知识和文化的国际化。国家意志的实施在于润物无声，在于目的语国家的接受与传播。吴赟、顾忆青（2019）基于国家形象的自我建构需要，提出以提升国家形象为目标，以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判断、国家翻译资源与手段运用、翻译模式决策与实施、翻译效果评估与策略调整为基本内容的“国家翻译规划”概念，并从内容、语种、人才和传播四个方面展开了讨论。国家翻译规划是以国家形象自塑为目的的国家意识翻译的建构，最大程度发挥我国翻译传播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和人力优势，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岳峰、朱汉雄（2021）认为，在五四时期，红色翻译传播了新知新学，开启了民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刺激了中国民主革命。在抗战时期，红色翻译在革命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与国际战区以不同的方式斗争，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做了贡献，同时助力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在建国初期，红色翻译使新中国进一步借鉴了国外优秀文明，助力了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在国际上输出红色文献经典，并塑造了国际形象。无疑，五四时期、抗战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红色翻译史挖掘了国家翻译意识的历史底蕴，对如何构建当今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蓝红军（2020）从国家语言能力需要和国家翻译主体地位角度论述了国家翻译能力是国家能力建设中的一个现实需要，也为系统和全面提出“国家翻译能力”概念做出了理论铺垫和思想准备。本专栏中，任文、李娟娟关于“国家翻译能力”的定义多有繁复，不妨简化如下：国家翻译能力以国家为主体或目的，指涉国家翻译规划、国家翻译教育、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技术和国家翻译传播等综合复杂的国家翻译行为能力。国家翻译能力与国家翻译实践紧密相关相连，无疑属于国家语言能力，但其与国家语言能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强调国家思想与文化对外传播的综合及系统能力，既包括国家翻译机构的翻译能力，也包括国家翻译教育能力和学者、公民等个体的翻译能力，同时也指涉国家翻译技术能力。它是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对内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内政治理和建设，对外承担着国家外交、外宣、外贸以及整体思想、文化等价值观的传播。这个意义上，国家翻译能力又是国家治理和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家翻译能力与国家意识

翻译学本身的主体意识往往指的是学者个体的学术旨趣和学科的性质和学理结构，而忽视了翻译研究中必须面对的国家意识。“国家意识”，就是公民基于国家历史、民族和文化的科学认知而形成的对国家政治法律的归属认同，也是思想、情感和行动上对国家认同的理性实践（李桂东，2021）。实际上，翻译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竞争的国家意识息息相关，可以说，翻译介入了世界上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宗教等国际事件和运动，并且发挥了主导冲突、解决矛盾的社会作用。因而，翻译学试图通过学科的理论建构和翻译实践实现国家特定跨语际和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目的，其天生的意识形态品格决定了其国家观念要远远大于其学科观念。如果说，翻译研究的前两次转向是语言学和文化的话，那么，第三次则是话语转向。“话语是必争的权力”（Foucault，1981：52- 53）。话语不但塑造人们的知识、思想，还建构社会权力和秩序。“在现代社会，话语权是制造同意的首要条件，也是行使权力和支配权的最有效方式”（Dijk，1996）。因此，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国家意识要求国家翻译实现从话语认知到话语认同，也就是满足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这个意义上，国家翻译能力的建构就必须接受国家意识的约束。特别是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时，必须以几千年来积累的“治”道文化为核心，传播推广中国文化中体现的“治道精神”和经验，推动建立全球治理体系，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潘文国，2021）。

由于西方历史上，基督教是拒绝他者文化并以精神征服为己任的文化（杨枫，2020），在他们看来，东方是魔鬼之子，他们是上帝宠儿；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精神的太阳从西方升起，东西方虽然共同拥有一片天空，却生活在互不承认的精神世界中，于是就有各种“中国威胁论和阴谋论”的西方喧嚣。所以国家翻译能力建设是国家事权，必须从国家意识和国家意志出发，从近百年的国家翻译实践中总结经验，对国家的翻译管理进行知识、理论和实践创新，以彰显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世界影响力。魏向清、杨平（2019）认为，要使中国特色话语所表征的“中国知识”在认知和实践层面有“普遍化”的推广可能，中国特色术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是关键：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术语的“自塑”标准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特色传统术语的“重塑”标准化。我们注意到，在国家翻译规划能力建设方面，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审定委员会从 2015年4月开始陆续推出“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系列；中国外文局以及其设立的中国翻译研究院建立了“中国关键词”翻译数据库；2021年5月 2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全球国家翻译能力指数”和“中国大学翻译能力指数”的发布，都是以国家意识为主导的国家话语标准化翻译行为。

三、国家翻译能力与国家传播能力

互动性，在新文科语境下，正在催生翻译传播学。所以，在任文、李娟娟（2021）的国家翻译能力构建中，以“翻译传播能力”的称谓从属于国家翻译能力，与国家翻译实践能力一起，同属核心与显性能力，强调国家翻译产品的接受和影响。国家传播能力，主要是以国家为最高传播主体，体现国家战略，传播国家信息、国家治理、国家发展等的传播行为能力（陈汝东，2017）。国家传播与国际传播共享全球叙事，其区别主要在于国家传播更加以国家为主体，体现国家意志，而国际传播还包括其他民间传播渠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翻译能力与国家传播能力在主体及其建构目的上达到了高度的融合与统一。因此，翻译和传播如何凝结成一个复杂而有效的思想和行为是国家翻译能力构建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是一个中国范畴化和语篇建构化的过程。“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生态文明”等国家理念和关键词，既塑造了中国道路，也重构了全球话语体系；既聚焦了全球目光，也成为了链接世界的纽带（陈汝东，2017）。但是，目前，中国的国家叙事面临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政府与民间、中心与边缘等多个话语变量的冲突与挑战，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存在译介效果参差、国际传播弱势和对外话语困扰，即“失声”“失踪”“失语”等多重话语困境（胡安江，2020）。据此，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赢取，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硬实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话语在对外译介与传播过程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选择，以及各种话语变量在此过程中的协调与配合（魏向清、杨平，2019）。从逻辑上讲，翻译一门语言就是翻译该语言对应的生活方式（杜世洪、王渝，2021）。因而，我们必须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大踏步迈进跨语际的翻译运动中，选择能够正确表达中国理念和经验的词语、概念、范畴来进行国家翻译实践，力求政治等效和话语等效。政治等效要求翻译不能撷取西方历史和文化词汇表达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而是就地取材，创造性表达中国政治和文化；话语等效更多地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和影响，是否使原文与译文在话语层面实现相同的传播效果。要实现这一目标，翻译工作者必须首先坚定文化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关注中外语言、文化与话语差异，同时站在译文受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做到话语同步与话语等效（祝朝伟，2020）。

国家翻译能力与国家传播能力同步构建，要清楚认识到翻译只是传播的一种手段，翻译的本质还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活动，只不过译者有时同时承担传播主体的功能，说到底，翻译的根本责任还是“忠实”。由于国家传播承载着国家意志和国家价值，是国家文化和文明建构的全球化叙事，国家传播中的“忠实”“就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精华”（黄友义，2015）；就是守住中华文化传统（智慧、品德、经验），坚持当代中国需求（安全、发展、创新）和理想（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施旭，2021）。

四、结语

翻译说到底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了解世界，用他者的语言表征自己，与世界对话、交流和共存的方式（任文，2021）。国家翻译能力概念，正是基于翻译主体与他者的相互定位、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关系，针对时代的政治需要和国家精神，由中国学者提出。如果说中国现代性肇始于翻译、改写、挪用以及与西方相关的跨语际实践（刘禾，2008），那么，中国承担世界意识形态责任、贡献中国知识和智慧的国际传播应从当代国家翻译实践开始。

外语翻译，并不是简单客观的描述性和技术性，它具有强大的建构力，过去，我们主要是翻译世界，介绍世界，现在必须翻译中国的实践和经验，参与世界知识的生产和世界思想的构建。中国走向现代化，是非常罕见的巨大社会变迁；面对巨大人口规模，实现了跨越性发展，是一个由弱变强的巨大政治存在，是超过一般意义的地方性叙事，中国的经验和理念无疑也是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在西方文化话语中表述，如何有效传播，这就是国家翻译的任务（杨枫，2019）。所以，国家翻译能力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一种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也是一种翻译理论的改造与整合，它融合了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实践史、国家翻译政策规划、国家话语能力、国家传播能力、国际传播能力、国家翻译传播能力等一系列关于以国家为主体或目的的翻译概念，是国家翻译制度与国家翻译体系的建构。国家意识是国家翻译能力建设的逻辑起点；国家翻译传播是国家翻译能力建构的现实旨归。国家翻译能力概念的提出使“国家翻译”脱胎换骨，涅槃重生，这不但是一种学术境界，也是一种政治品质，更是一种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文化和文明思维，具有把翻译学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光辉，为新时代我国的译学发展做出了开疆拓土的贡献。国家既是翻译能力构建的主体更是翻译的目的，国家翻译开始以国家意识构建国家话语、国家叙事和国家传播。从此，一个既有理论建构又有问题视阈，还有研究方法的国家翻译话语体系显露端倪。但是国家翻译能力并不是完成时，它具有发展演化的开放姿态，相信会有更多的团队、平台和资源加入这一新型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中。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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