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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 2021-10-05

 

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建构：价值与目标

蓝红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翻译》2021年第4期“理论研究·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专栏”

 

作者简介

蓝红军，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教授、博导，阐释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译学理论批评、翻译思想史。

 

基金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2020SYLZDXM011）。

 

摘要：“国家翻译能力”的提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开启了对翻译能力作为一种国家能力的专门探索。无论是对象的变化，主题的深化，还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进行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研究，都具有翻译学科史上的重要价值。建立创新多元的认识框架，研制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国家翻译能力研究的主要理论目标。

关键词：国家翻译能力；理论构建；目标

 

翻译，对个体来说，是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与他者进行交流的工具，对国家来说，则是建构自身形象、维护自身利益、发展自身力量、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翻译始终起着不可或缺的先导作用”（赵启正，2011：100）。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对翻译的需求都在持续增长，大力发展翻译事业是翻译工作者的使命和职责，从国家层面考察翻译问题成了当前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近年来，我们的译学话语中出现了“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行为”“国家翻译规划”“国家翻译能力”等语词，这表明，译学界开始认识和揭示翻译的“国家性”，致力从国家建设的现实维度拓展翻译研究的理论视域。其中，“国家翻译能力”的提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开启了对翻译能力作为一种国家能力的专门探索。

一、国家翻译能力理论构建的意义

“国家翻译能力”为翻译学增添了新的术语和讨论主题。以国家翻译能力为对象开展研究，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问题域，也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进行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建构。无论是对象的变化，主题的深化，还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进行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研究，都具有翻译学科史上的重要价值。

（一）从国家翻译实践到国家翻译能力

能力一般指人完成目标任务所需的身心特征、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作为对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水平的度量，能力总是和主体、实践密切相关。翻译能力具有主体具身性和实践依存性，即翻译能力不可能脱离主体而存在，且需要通过主体的翻译实践显现出来，离开了翻译实践，翻译能力就无从表现、无可察知。主体的翻译能力直接影响其翻译实践表现，翻译能力的发展和提高也需通过实践来实现。研究翻译能力，以对相关主体翻译实践的关注为前提，以发展相关主体的翻译能力为目的。

在“国家翻译能力”概念提出之前，我国学者对国家翻译实践现象已研究了多年。任东升于2012年在其课题中最早采用“国家翻译实践”这一表述，并于2015年正式提出了有关国家翻译实践的核心概念界定和基本理论框架。此外他还通过系列论文，阐发了对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别、属性、伦理、历史书写等方面的认识。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对国家作为主体开展翻译活动的现象研究，讨论了“国家机构翻译”（耿强，2012）、“国家赞助翻译”（郑晔，2012）、“国家机构为主导的对外文学翻译模式”（倪秀华，2012）等主题。学者们描写了国家策动、主导、赞助、实施的各种翻译活动，按组织方式对翻译进行了新的类别划分，“市场-劳务型翻译、机构-任务型翻译、国家-使命型翻译”（任东升，2015）的三分法，从主体和动机角度提供了对翻译的新认识，创新了翻译研究的概念、范畴和命题。2018年中国海洋大学举办的“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标志着国家翻译实践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自此，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一种久已存在的现象，开始获得广泛的辨识和关注，相关概念得到辨析，理论观点逐渐形成体系，“国家翻译实践”成为了中国本土原创译论话语的代表之一。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兴起，是基于对“国家是翻译行为主体之一”和“翻译具有国家建设功能”的认识，以国家语境下“如何译”为基本问题，主要讨论国家翻译实践如何开展。针对“实践”开展研究，通常落实到对主体、客体、环境、行为方式方法等的考察之上。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以“实践”为对象，其对象主体是国家机构主体，或获得国家授权的其他机构主体和个体主体，其对象客体是与私人文本、商业文本相对的国家文本，即代表国家立场、展现国家意志、建构国家形象的文本，其行为方式则以是否合乎国家需求、是否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利益为标准。从“国家翻译实践”到“国家翻译能力”，两者共同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变化的是“实践”和“能力”，它不仅反映了对“国家翻译”研究的主题变化，也体现了相关研究的理论升华。

回顾翻译史，可以看到人类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从认识客体到认识主体、从总结经验到建构理论、从主观觉悟到客观分析、从单一方法到多元范式的发展。与此相应，对“国家翻译”的研究也从“实践”发展到“能力”，从对实践原则的规定，发展到对主体行为的分析；从对文本的描写，发展到对能力的理论建构。实践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强调主体的经验和自觉，而能力是对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水平的度量，侧重主体的知识和技能。从认识国家翻译实践，到研究国家翻译能力，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也是前者的必然导向。

（二）从翻译能力到国家翻译能力

以往关注翻译能力，主要是关注译者完成翻译任务、解决翻译问题所需的才干、学识、品性、思维等。人们在讨论翻译原则和方法时，常提及对译者的要求，中西翻译史上早有过对译者资质的专门讨论。如，中国古代高僧彦琮提出的“八备”说，就是对佛经译者人格和学识修养方面所提的要求。西方古代神学家奥古斯丁（A. Augustinus）所提的《圣经》译者须有“上帝的感召”，必须“通晓两种语言，熟悉并‘同情’所译题材，具有一定的校勘能力”（谭载喜，2004：28-31）等，也是对译者能力的明确表述。

及至当下，翻译能力一直是翻译研究的热点，也是现代译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本主题。如西班牙的PACTE小组提出过多个版本的翻译能力模型，在国际译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数十年来，西方译学界对翻译能力的理论认识历经变化和发展，由早期强调双语禀赋的“自然译者”观，到重视能力多元构成的“复合翻译能力”观，再发展到了强调能力综合性和获得过程复杂性的“动态能力构建”观（王传英，201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翻译能力的研究也紧跟国际前沿发展，并提出了诸多创见，如文军（2005）的翻译能力二维多元说，王树槐（2013）的翻译能力综合模式理论等。尤其是翻译专业学位教育开办以来，学者们对翻译能力的探讨更趋热烈，由翻译能力构成及其权重研究，到译者职业能力的调研与分析，再到译者潜能的识别与开发，以及译者分项能力的测评与发展等，获得的理论认识日益丰富和深入。

可以看出，现代翻译能力研究一直围绕着个体译者的翻译能力进行，讨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翻译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质量。学者们所取得的翻译能力理论成果，为翻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奠定了坚实的认识基础。“国家翻译能力”概念的提出，将相关研究的考察对象由自然译者扩及到机构译者，再延伸到国家整体的翻译能力之上。国家是国际关系主体、法律行为主体、社会治理主体，这早已是诸多领域的共识；国家是翻译主体，这作为国家翻译实践论的立论基础，也已获得了译学界的认同。开展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对于翻译能力研究来说，具有范式拓新的意义，因为它改变了能力研究对象的同时，也改变了能力研究的方法视域。对个体译者的翻译能力开展研究，以对自然人的身心特征、翻译行业具体岗位任务要求的了解为基础，对能力构成、发展和评测等的研究有微观化发展的趋势，而对国家翻译能力开展研究，则需在此基础上，加上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宏观研究视角，引入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即使从翻译教学的角度来说，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回答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为谁培养翻译人才”和“培养什么样的翻译人才”，从而将个体的发展需要与国家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

（三）从国家能力到国家翻译能力

回应时代需求、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关切，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责任。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员，翻译学必须参与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建设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我们的国家能力建设就是这样的重大问题之一。

国家能力建设具有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国际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无不重视自己的国家能力建设。在学术界，国家能力并非新话题，在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能力是几十年未变的一个核心话题，其他领域的学者对此也予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能力研究已经发展为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国外对国家能力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更为成熟，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也更丰富（张长东，2014：25）。我国学术界大约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对国家能力的研究，同时期语言学界开始从国家维度考察语言能力。美国学者最早提出“国家语言能力”概念，我国语言学者也于21世纪初开始将语言能力和国家实力结合起来开展研究。李宇明、赵世举、文秋芳、戴曼纯、杨亦鸣、魏晖、苏金智、董希骁等学者就国家语言能力的性质构成、影响因素、内涵评测、发展规划等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共同构建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中国学派”。现在“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已经从语言学领域走入了其他学科学者的视野，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也为国家翻译能力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并不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派生或下辖分支。事实上，目前诸多有关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论框架都未给予翻译合理的位置。早期国外学者Brecht & Walton（1993）所说的“国家语言能力”实际指的是国家外语能力，翻译能力并不在他们的讨论之内；Jackson & Malone（2009）曾提出建立国民语言学习框架来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议，他们也并未区分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外语能力，更未涉及翻译能力。国内学者对“国家语言能力”给出过多种界定，其中魏晖（2015）、文秋芳（2017）是为数不多提及“翻译”的。魏晖从人力资源角度将国家语言能力分为四种：1）国民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情况，表现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2）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情况；3）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4）翻译能力（可翻译的语种、翻译速度和质量），包括笔译和口译能力（魏晖，2015：38）。

文秋芳则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由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共同构成的观点，她将“国家话语外译能力”纳为国家话语能力的五个子能力之一，并将之定义为“对国家领导人、国家机构和国家媒体话语翻译成其他国家文字的能力”（文秋芳，2017：66）。将翻译能力局限为“可翻译的语种、翻译速度和质量”，这未免简单，而翻译能力也显然并不限于“话语外译能力”。可见，语言学者并未将“国家翻译能力”视为国家语言能力理论系统中的核心概念。翻译学中的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不宜简单视为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一个分支，也无法套用语言学已有的理论框架。

值得一提的还有，西方翻译学者较早提出“翻译机构”和“机构翻译”的概念（Mossop，1988：65），但尚无资料显示国外学者明确论述过“国家翻译”。将国家翻译能力视为国家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展专题研究，进行理论建构，这是中国翻译学者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开展基础理论研究的一种努力。国家能力建设问题为世界各国所重视，我们相信“国家翻译能力”作为中国学者创新的理论话语，会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成为世界译学话语的一部分。

二、国家翻译能力理论建构的目标

开展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主要任务是“认识国家翻译能力”和“建设我国国家翻译能力”。前者要求关注普遍性问题，指向对国家翻译能力的基本理论建构，后者要求了解我国国家翻译能力的实际现状和具体问题，指向理论应用和实践指导。

（一）国家翻译能力的认识框架

国家翻译能力的内涵是什么？分为多少类别？有哪些要素构成？要素间有何关系？国家翻译能力的发展受什么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对“何为国家翻译能力”问题的具体化表达。国家翻译能力研究才刚刚开始，我们首先需要建立对国家翻译能力的认识框架。所谓认识框架，是在深入理解对象事物性质、把握事物内在机制及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理论性知识结构。基于认识框架，我们可以提取事物的共性特征，观照和评判事物的个体差异，进而扩展对事物的认知。例如，比较政治学将“国家”理解为“在与疆域内市场、社会和国际体系中他国相互作用的复合关系中生存、发展的政治实体”（王仲伟、胡伟，2014：18）。翻译学界有学者将国家翻译能力界定为“国家在话语传播、外事活动或展示力量时所具备的翻译能力”（高雷，2019：298）。从比较政治学的国家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得知，这一界定与文秋芳（2017）提出“国家话语外译能力”概念一样，都是从国际体系、从国家与他国相互作用的关系维度来认识国家翻译能力的，而这种认识并没有揭示国家通过翻译调整“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能力。

一个事物的认识框架可以有多种，一种框架只代表一个角度的认知。建立多元认识框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物，才能更为逼近真理。例如，国家能力研究就有“国家意志目标说”“国家权力说”“国家职能说”“国家政策说”“国家行为绩效说”“国家与环境互动说”“综合因素说”等不同的国家能力学说（黄宝玖，2004：68-70）。而语言学者也曾从商品观、资源观、战略利益观等不同的角度，来建立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基本认识（戴曼纯，2019：38）。那么，对于国家翻译能力，我们可以（也应当）建立多种不同的认识框架。例如，我们从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来理解国家翻译能力。广义的国家翻译能力，指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整体翻译能力，即一个国家开发和利用翻译资源、开展翻译实践以实现国家利益的能力。而狭义的国家翻译能力，则指国家机构主体规划、策动、实施翻译，以服务国家发展的能力。在广义的理解中，国家翻译能力的上位概念是“国家能力”，将国家的翻译能力视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以此为国家翻译能力研究的起点，在这种框架中，所有对国家翻译能力的认识，都不能脱离国家能力的范畴。而在狭义的理解中，国家翻译能力的上位概念是“翻译能力”，国家是特殊的翻译主体，那么，对国家翻译能力的考察将主要针对实施国家-使命型翻译的主体进行。作为一个由多元要素构成的系统，国家翻译能力是复杂的、动态发展的。要揭示国家翻译能力的内在机制，我们需要更多的视角，建构更具创新的认识框架，以观照国家翻译能力内部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凸显其内涵。

（二）国家翻译能力的评价体系

服务于实践是人们对理论的期望。观照“中国实践”是我们进行国家翻译能力理论建构的第一动因，可以说，研究国家翻译能力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找到可靠的理论工具和科学的方法路径，通过历时和共时的对比描写，充分认识世界各国国家翻译能力的现状和强弱，对我国国家翻译能力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客观评判，进而对我国国家翻译能力的提升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国家翻译能力理论建构的重要目标。

一般说来，评价体系包括构成、指标、等级、参数、占比等。国家翻译能力的评价体系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设计。如前所述，能力与主体密切相关，我们可以从主体的构成来考察国家翻译能力的评价项目。语言学者建立的“个人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三层立体架构（苏金智、张强、杨亦鸣，2019）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参考。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国家翻译能力的具身主体无外乎于个体主体、商业机构主体和国家机构主体三类。不同的主体，评价的内容和方式不同。目前我们对于如何测评个体主体的翻译能力，已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对商业机构主体和国家机构主体的能力测评研究还亟待开展。

国家翻译能力的评价体系还可以分为翻译资源能力和翻译实践能力两个模块。翻译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知识资源、语言资源等，而翻译资源能力则包括翻译资源保有能力和翻译资源发展能力，翻译资源发展能力主要体现为翻译技术开发能力、翻译人才培养能力和翻译研究能力。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指国家规划、策动、管理和实施翻译，使之化为国家建设、国家治理、国家安全力量的能力，体现为国家运行和管理翻译机构、调动资源的机制和效率，按照战略需求进行语言符号转换的数、量、质、速度、效率等。

2021年5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能力研究中心发布了首个全球国家翻译能力指数，这是国家翻译能力评价体系创设和应用的一次重要尝试。不过，不必否认，目前我们的国家翻译能力研究才刚刚开始，如何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建立起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精深思辨和科学实证的研究确立好各级评价项目，建立起精确的计算和验证参数，将是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需要我们深入讨论的重要课题。

三、结语

中国学者率先提出并开展国家翻译能力研究，是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力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理论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这表明，中国翻译学者更专注于回应国家需要，从国家能力建设的角度来理解翻译的任务。进行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建构，是时代所需，也是学科发展所需，具有译学理论发展的范式价值。建立认识框架、研制评价体系是国家翻译能力研究的两个理论目标，无论是清晰地描绘国家翻译能力的上下位概念关系，明确其内涵与机制，还是建立科学合理的评测模型，观照我国国家翻译能力中的不足和问题，探索发展路径，都将是任重而道远，需要广大学者共同参与。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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